美国财政部里没有人同情戴高乐的离去，这位法国总统对美国黄金的执念在美国所激起的愤懑尚未消退。财政部早前在为尼克松会见戴高乐准备的一份口径备忘录中提醒道：“法国对待国际货币体系的基本态度与我们大相径庭。”［33］戴高乐已失去拥护，因为他在6个月前为了维持法郎币值，强制推行财政纪律，得罪了不少人。也许那只是一个利己主义的行为，一切只是为了“法兰西的荣光”，但那也是一个争夺固定汇率主导权的重要滩头阵地，美国财政部的每个人都不敢掉以轻心。
法国人在德国的开销巨大，主要是因为普鲁士人效率更高，也可能是因为巴黎人对德国汉堡夜生活的痴迷，超过了柏林人对巴黎皮加勒广场的喜爱（差不多同样的服务，巴黎的价格太贵了）。法国法郎在德国堆积成山，德国央行德意志联邦银行不得不购买法国法郎以阻止其贬值。当时为维持法郎与马克之间的固定汇率（或任意两种货币之间的固定汇率），都必须靠央行干预，即在供给过剩时买入，在需求过度时卖出。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汇率制度就是这样得以维持的。
戴高乐知道德意志联邦银行会从市场上买入一时过剩的法国法郎，但同时也会阻止法郎持续流入德国境内。连续的购买将使德国面临通胀的威胁，因为只要德意志联邦银行买入法郎，就会释放出马克，造成德国货币供应量增加。［34］法国不得不减少从德国的进口，降低汉堡夜生活的吸引力，否则就要任由法郎贬值。
戴高乐在1968年11月出台了一项紧缩计划，以加强财政纪律，防止法郎贬值……这正是固定汇率医生的典型药方。他用一个不怎么连贯的爱国口号来振作民心：“法兰西的女性们，法兰西的男子汉，我们国家的货币面临的困境，让我们又一次认识到：生命需要抗争，成功要靠努力，胜利才能救国！”［35］法国政府的预算紧缩成功维持了法郎的币值，但代价是仅仅过了不到5个月，戴高乐的支持率就下滑不止。奥尔良市火车站的一位青年工人给出了答案：“我不相信任何人，我投票时要听听我钱包的意见，但这次它说的是‘不’。”［36］
沃尔克知道，即便戴高乐退出巴黎政坛，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压力也减轻不到哪里去，黄金的问题也得不到解决。一些更为根本性的力量——国内通胀和国外竞争——破坏了美元的信誉。沃尔克小组一直在为总统准备一份关于美国政策选择的备忘录，沃尔克本人也为解决这些问题贡献了白天的全部时间。他专心致志，心无旁骛，把家人芭芭拉、詹妮思和吉米都留在新泽西，直到1969年6月学期结束时。
1969年上半年，沃尔克一直住在华盛顿西北区比较荒僻的14街。他对住宅所处位置倒是无所谓，毕竟他作为财政部的三号人物可以拥有公车和司机。他担心的是，在住宅楼门厅逡巡的那些讨厌鬼可能会对他产生错误的印象：这个有司机、有汽车的家伙一定是一个有钱的主儿。他穿得尽量朴素一些——这很容易做到，他衣柜里仅有几套破旧的、按照他那硕大体态定做的西装。有一回这些老古董中的一套被洗衣店弄丢了，沃尔克等了一个月才收到赔偿金。“那可是一套好西装啊。”［37］
沃尔克当上了副财长，免不了要在华盛顿参加很多正式的社交活动，无论是参加国务院欢迎阿富汗王子的自助餐招待会，还是出席白宫迎接德国首相的鸡尾酒会，他都很想念妻子芭芭拉。她很会开玩笑，善于营造机智诙谐的气氛。他还记得先前在财政部工作的那段时间，他都是默默地站在芭芭拉身旁，安静得让人以为他是一位男仆，而芭芭拉却愉快地开起了爱尔兰财政部长的玩笑：“我都不知道爱尔兰过去还曾有过财政部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