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是毛泽东在社会大舞台上的第一次露面，他的第一声不同凡响。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最重要的文章，是长篇论文《民众的大联合》。
毛泽东自小向往读书人的生活方式与地位，在一师的岁月这一理想放大成了向往中外圣贤，此时他最崇敬教育的力量，在他的心目中，似乎“大哲学家”、“大伦理学家”一出世，人们的思想和世界就会得以改造。北大之行和“五四运动”的现实给了他一个全新的认识，他感到需要有一个“透底的变化”了，他在这篇文章中第一次把“我们”作为主语使用，这种用语上的差别，预示着他的心理、思想情感都在发生某种变化。
从这以后，他逐渐将自己化身为人民的代表，总是把自己置身于民众之内，依靠民众的大联合，来实现救国救民的理想。孙中山先生拒绝万岁，因为他认为万岁是帝王的称呼，而他的使命是推翻帝制，看上去很高尚，但他显然忽略了领导者的力量来自人民的跟随和拥护，当他没有力量的时候，他又怎么能回应人民的渴求呢，他在拒绝万岁的同时，也拒绝了依附，其实也意味着拒绝了民众。毛泽东则是真正地解决了这一问题，最终当人民发自真诚地高呼“毛主席万岁”的时候，他回呼“人民万岁”，把他和人民化为一体。
毛泽东在这时选择的仍是温和的改良道路，然而，军阀统治下的现实却毫不“温和”，军阀一棒子打翻了他的小小地盘。《湘江评论》遭到湖南督军张敬尧的查禁，罪名是宣传“过激主义”，湖南学联也同时被强行解散。
《湘江评论》这本杂志只存在一个多月，但给毛泽东带来了追随者，不少进步青年，就是在他的影响下开始觉悟的，这本杂志，在省外也引人注目，胡适说了一声好。
胡适还是有点眼光的，但没有太多的人意识到这篇文章就是毛泽东思想的最重要观点的萌芽。只是此时的毛泽东尚未将他的观点整理成定理公式，没有归纳成我们所说的革命的方程式。
对当时流行的各种观点，毛泽东也在比较和试验之中，但毛泽东对过多的争论兴趣并不大，这些在他心目中依然是细枝末节，即使是李大钊和胡适这样的名流大家的“问题与主义”争论也不例外，显然李大钊鼓吹彻底变革，胡适则倾向于修修补补。毛泽东希望找到的是更基本的概念。
毛泽东没有太多的时间试验温和的路子，因为军阀张敬尧毫不温和地扫了他的摊子。张敬尧是北洋军阀一部，主政湖湘期间，作恶多端。毛泽东的《湘江评论》被张军阀封禁，学联被迫解散，这使得毛泽东忍无可忍，毛泽东领导学生和教育界进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