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是毛泽东超然于其他领袖的重要因素，人类社会的实力派人物和博学者一般是两类人，穆罕默德是通过口授方式传播《古兰经》的，只能称之为天才；孔夫子笔削春秋，但在世俗领域中是个失败者。像毛泽东这样的博学的实权派是人类历史罕见的。毛泽东曾经投笔从戎，但最终他还是退出来了，毛泽东曾经想着退学，但他依然坚持了下来，在成为世俗领袖之前他先走了博学之路。
博学并不是成为领袖的必要条件，我们看看毛泽东的对手蒋介石就知道了，如同袁世凯一样，牢牢握住军权就足以控制世俗社会，但是，毛泽东的博学大才是他成为划时代巨人的条件，就如同口授《古兰经》使得穆罕默德远远超越成吉思汗一样。
毛泽东很推崇徐特立老师“不动笔墨不读书”的学习方法，徐特立曾留学日本，以写血书劝谏皇室改革而著名，后来追随他的学生毛泽东革命，绝对是特立独行，我们看历史一般都是学生追随先生，而罕有先生追随学生的，所以徐先生无愧他的名字。所谓“动笔墨”，就是不只是读前人的书，而且要经过认真思考和消化，把自己的心得和看法写下来，其中包括对书中同意或不同意的地方，这是一个好方法，它的核心意义就是读书是为了写书，不写书，读书做什么用？毛泽东显然是这一方法的拥趸。
从毛泽东的学习方法中，我们可以得到有益的启示，读书的有效方法就是两种，一种是记忆，将别人的文章不走样地变成自己的，叫作拿来主义，直接使用，比如别人说上半句，你就能对出下半句，至少能证明你有学问。另一种就是动笔墨，重新写过的意思。后面一种才是真正有意义的，因为读书不是为了开文字的杂货铺，而是为了写出署名自我的文章。
毛泽东的古文老师袁仲谦，对毛泽东影响也很大，“多亏袁大胡子，今天我在必要的时候仍然能写出一篇过得去的文言文。”毛泽东提倡白话文，他的多数名著都是写给大众的，所以是白话，但他的古文功底确实好，解放前他给许多人写的信是用文言文写的，也是十分得体的。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文化或者说读书识字一直是一道门槛。在孔夫子之前，受教育是贵族的专利，在乱世之中，孔夫子也不遵守这一规定了，他收学费较低，只要能交得起三斤猪肉，就可进门来，广告语就叫作“有教无类”，这一举措不光是叫他有肉吃，还成就了他的大教育家的名声。但光有这句话，并不表示穷人家孩子就能读书了，读书依然是奢侈品，并且那道门槛还在，士大夫们可以用西厢集句开开文雅的玩笑，也可以用四书五经作为联络暗号，将非我族类的文盲挡在门外。终结这一游戏，起始点是白话文，随着拼音字母和简化字的推行得以深化，由初等教育的普及画上句号。毛泽东不是白话文运动的发起者，但他是后面所有因素的主要推行者。
“九哥”王季范与毛泽东的关系更不必说，他也在一师任教，他在方方面面关心着表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