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方面解释称，这个判决还是轻的，因为只要求用一条性命来抵偿两条性命；这种解释，加上“赫符斯号”事件本身，令洋人社会大惊失色。洋人为他们在将来的案件中自己的人身安全担忧，对中国人坚持让大班或社会领袖为其他人所犯罪行负责的做法也愤懑不已。此外，中国式判决的严厉和明显的不人道（无数的“绞立决”）、缺乏符合欧式公正原则的正当审判、迫使交出罪犯而动辄中断贸易或拒绝让离港的船舶清舱——所有这些都令外国人恼怒，引发了巨大的忧虑和针对广州当局的无休止抗议。
7.4 英国改变广州体系的企图
“赫符斯号”事件使外国人的不安全感达到了顶点，也加剧了对广州贸易体系的普遍不满情绪；所谓广州体系也就是将贸易限定在一个口岸、对人身自由作一系列侮辱性的限制，以及无数的不正当勒索。英国人觉得，在广州的诸多弊端陋习并不为北京所知。为了减少磨擦、发展贸易，并通过与中国中央政权直接接触，而将中英关系放到一个正常的外交基点上，伦敦方面决定向中国派遣一个官方使团。促成这个决定的人是邓达斯（Henry Dundas）,他是庇特（Pitt）内阁新设的“印度管理部”（Board of Control in India）的大臣。东印度公司对这个行动并不很满意，因为担心这个行动有可能危及现存的贸易，但仍然同意承担这个使团的费用，并筹备呈献给中国宫廷的礼品。特使职位委派给中校凯思卡特（Charles Cathcart），他是一名国会议员，担任孟加拉驻军的军需司令，也是邓达斯的一个朋友。英国给凯思卡特的训令要求是：改善英国与中国的贸易并取消目前的限制；打消中国人认为英国有侵占领土企图的疑虑，并向中国保证英国的目的只在作和平经商；获得“比广州的地理位置更便利的一小块地盘或孤岛”充作由英国司法治下的贸易货栈。如果这些目的不能达成，他应努力缓解在广州的直接困难和窘迫境地；但如果使命能完成，他应要求在英国和中国之间互设常驻使节。
这个使团在1787年12月启程，但是出师不利。凯思卡特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使团乘坐的船舶也遇上了风暴和逆风。次年2、3月间，水手中又蔓延起了疟疾，这位已处在结核病晚期的特使写道，自己连咳嗽的力气都没有了。凯思卡特仍坚持认为，海上不断变化的气候有助于他的康复，但终于在6月10日客死途中。最后，这个夭折的使团返回了英格兰。
关于再派一个使团的讨论未能促使政府采取行动，其原因有：东印度公司的态度暧昧；法国革命引起欧洲局势动荡不定；1789年后期在印度爆发了与铁普苏丹（Tippoo Sultan）的战争，以及很难找到一位率领使团的适合人选，等等。一直到了1791年6月，邓达斯除担任原来的管理部大臣一职外，又兼任内政大臣一职，此时，再派一个使团的想法才得以重新提出来。邓达斯得到了庇特的支持，庇特希望能满足实业家们日益高涨的在中国获取更广阔市场的要求；在得到首相的首肯后，邓达斯挑选了朋友马戛尔尼勋爵担任赴中国特使，马戛尔尼是利萨诺尔（Lissanoure）男爵，亦是英王的表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