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种动力是在新的天地里寻求一条求生之道，这个新天地是19世纪中叶以后西方强加到中国头上的。讽刺的是，西方文明在其他地方显得极有创造力且生机勃勃，但在与中国的直接对抗时，却表现出破坏性大于建设性。它加速了旧秩序的瓦解，却没有提供替代它的新秩序，这给中国人留下了在旧秩序废墟上构建一个新秩序的艰巨任务。中国人背负着传统的重负，对西方世界的本质又一无所知，他们在黑暗中摸索，探求一条适应时代巨变的生存之路。李鸿章称这种努力为“开三千余年未有之变局”。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上海，1921年），“奏稿”，第19卷，第45页。1872年6月20日的奏稿。中国人面临着一个令人焦躁的痛苦抉择，那就是：为了使中国得以继续存在，并在国际社会中赢得一席之地，旧中国的多少成分应予抛弃，近代西方的多少东西应予采纳。
对一种新秩序的探求涉及一场极其艰难的观念之争，需要排除那种过度的自尊意识和对外来事物的藐视之情，抛开那种认为富庶的中华上国毋需借鉴化外蛮夷、也毋需与彼等结交的根深蒂固的信念。不过，在1860年中国再度战败、英法联军占领北京之后，一些较具前瞻的清廷大员如恭亲王、文祥、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等人。意识到西方的挑战乃无可逃避之事实，中国如要生存就必须有所改变。他们引用著名学者魏源提出的那句口号：“师夷长技以制夷”，在60年代初发起了一场所谓的“自强运动”。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设立了同文馆，并按照西洋模式设置了一些由军工产业支撑的军械所和造船厂。这场持续了约35年的运动，是一种浮于表面的近代化尝试；它只采纳了西方文明中那些具有直接实用价值的东西，而另一些更为可取的方面——如政治体制、经济制度、哲学、文学和艺术等——却完全被忽略了。即使是这个时期中较进步的中国人也确信，除了坚船利器之外，中国从西方没有多少东西可学。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败绩，证明了自强运动有不足之处。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官员意识到这场运动的局限性，认为必须扩大现代化的纲领，把政治改革也包括进去。自信的思想家康有为和他著名的弟子梁启超，鼓动皇帝遵循彼得大帝和明治天皇的方式，实行维新变法。然而，即使在后期阶段，维新分子也并不倡导完全西化，而只是鼓吹建立一种融中西诸因素于一体的混合政体。这场运动的精神是著名的学者型官僚张之洞所说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康有为改革方案的结果，是1898年的“百日维新”，但却突然地以失败而告终。
与此同时，孙中山发起了一系列秘密的革命活动。孙中山是一位接受西方教育的医生，他认为靠一次不全面的改良来医治中国的病痛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通过一场彻底的革命才能解决问题。他接过了民族或种族革命的火炬，倡导推翻满清统治。他在社会的边缘区域开展活动，赢得了秘密会社、下层阶级和海外华侨的支持，但却没有得到士大夫阶层的拥护，他们普遍地追随着康有为和梁启超。在1900年那场令朝廷丢尽脸面的义和团事件之后，越来越多的士人也加入了孙中山的事业，孙的形象由原先的那种“犯上作乱者”一变而为爱国志士。辛亥革命成功之后的第二年，一个西方式的共和国建立了，在四千年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废除了由帝王统治的王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