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种“二者兼顾”的错误选择迟早都会在美国经济发展和政府资产负债表中有所体现。有关联邦政府财政赤字越来越大的问题并不简单，而是远比看起来更为复杂。毕竟尽管数年来新赤字一直存在，但与国民经济规模相比，美国国债总量实际上一直是在萎缩，这是美国经济健康的表现。每次年度预算中都要在国债总量中加入适度的新赤字，但美国经济的发展速度远比政府借贷的速度快得多。1945年因二战中战争费用出现激增的政府赤字使美国国债占到年国民生产总值（GNP）的119%；到了1960年，变成仅占GNP的58%；1969年又下降至40%；而1974年则仅占国民经济产出的35%。
接下来历史的发展出现逆转。1975年，二战后美国国债增长速度第一次并未如期那样低于经济增长速度。起初这种新趋势来得温情脉脉，并不像战时国债高筑那样来势汹汹，但这种奇怪现象却在日益严重。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政府由保守主义者执掌政权，然而其并未像保守主义者那样适度调整财政不平衡，反而是使国债增长速度超过经济增长。截至1984年，国债占GNP35%的低比率一跃上升至45%，回归1962年的水平。21也就是说，美国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已经开始呈现出只有战时才会出现的财政状况。
这些数据并没有引起政治讨论的注意，但此时美国政治家反复追究的都是同一个重要问题，即美国公民应该优先考虑哪一个？这个在和平和战争中间做出的一个基本选择涉及到的是政治价值的问题，而非经济理论。据说冷战已威胁到美国民生，那么国防开支就必须得到优先考虑。但反对的人声称苏联的威胁不过是夸大其词，美国军备开支过于铺张浪费，政府应将资源转移到国内经济发展上来。双方阵营的力量都很强大，且各执己见，力争自己的观点占上风。但从实际来看，一种政治共识已在二者之间形成，双方都心照不宣，历经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政权，历经民主党和共和党执政，在超过30年的时间里，美国政府不会在战争集结和和平开支中做出明确选择，因为它不会丢掉任何一个。
1979年秋，保罗·沃尔克在演讲中对听众说道：“历经多年的通货膨胀，如今我们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22
这样的话对于每位美联储委员，甚至是对于那三位仍不情愿对贴现利率做出微调的委员来说，意思再明确不过。然而在9月下旬，这些委员对美国经济逼近衰退的担心却因贸易部传来的一份新经济数据而发生逆转。尽管存在种种预测，但美国经济并未如预期的那样陷入萎缩，反而再次出现加速增长的态势。
并且，尽管美联储一直在通过提高利率的方式逐步扭转局势，但银行体系实际上一直在加速扩大其信贷业务。银行信贷业务的扩张已达到每年超过20%，正如美联储官员从焦急的银行家那里听到的，大多数新借贷的产生全部流入到投机风险项目之中，即企业人和个人借钱的目的是为了购买价格正在飞涨的商品，这种风险项目包括对黄金、白银和房地产的投机。他们是在下赌注，认定通货膨胀会让这些商品的价格越涨越高。而比较明智的投资人则选择卖掉这些商品或其他可见实物，以还清贷款，达到迅速获取利润回报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