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价格指数与1967年相比上涨了100点，1970年的CPI指数为116，1975年时为161，4年后的1979变成217。美国内战期间，CPI指数几年内曾经翻了一番，但当时林肯是在带领美国人民打仗；而这一次，不到20年的时间里CPI指数就已经上涨近3倍，而且美国一直处于和平期。
我们不得不要转回头看一下这个历史问题：现代战后时期爆发的这场空前通胀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从本质上来说，答案很可能是政治。正如经济历史学家沃尔特·W·罗斯托（Walt W. Rostow）曾经说过的，世界范围内殖民主义统治时代的结束势必要催生大批新独立国家的产生，而其中大多数都是贫穷且不发达的国家，在与西方工业国家缔结贸易条款时底气稍显不足，包括美国。这意味着贫困国家在卖给富足国家原材料时会稍微抬价，诸如铜、咖啡，当然在这种全球力量新面貌中最值得讨价还价的还是原油；而原材料进口价格的提升势必会推动国内物价的上涨（尽管大多数稍不发达国家在讨价过程中依然处于劣势地位，并且仍会抱怨深受工业资本主义国家的过度盘剥）。
另一种新型政治状况是经济大萧条留给美国人的鲜活记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的任何政治派别都不想再冒险重复30年代的苦难，这种全民性恐惧促使美国的政治决策者走向一个相反的方向，即追求经济增长、接受通胀风险。事实上，二战后的现代美国政府在经济管理方面取得的巨大胜利正是美国人民不必再忍受破坏性的通货紧缩，而这种紧缩通常会伴随先前几次大型战争的发生。
这其中还存在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与苏联的冷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经济从未在真正意义上重返和平时期的增长速度，虽稍有改善，但很快就在全球紧张局势的影响下“被打回原形”。在接下来的30年时间里，在与苏联冲突不断的威慑力的影响下，美国一直处于备战状态。因此这与先前美国历史上的任何一段战后和平时期都截然不同，军队始终处于随时投入战争的集结状态，美国政府从国防工业企业那里不断购买大量现代化武器，从而导致军备激增。冷战时期的国防开销是当时美国经济产出的最大份额，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使个人收入得以增长，但同时却也伴随着其他不正常的欲望。
尽管美国军方一直在“蠢蠢欲动”，但当时整个美国表面看上去已经重返一派祥和的繁荣盛世，所谓和平时期下的美国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不断产出和消费各种消费品，美国家庭的生活水平也已经达到小康甚至是奢侈水平，这是前几代美国人做梦也想不到的：郊外的新别墅、厨房内令人眼花缭乱的电气用具，还有车库里的崭新轿车，有时甚至还可能是两辆。当时的美国人曾短暂享受着两个世界里的极限快乐，即和平时期里的幸福和经济战争中的活力。
尽管伴随通胀风险和其他危机，但此时的美国的确算得上是盛世，即社会与经济飞速发展且呈现出异常繁荣的伟大时代。战后岁月的经济增长造就了美国生活中新富足和新公平标准的诞生，虽然剥削现象并未被彻底根除，却在明显减少；在这段繁荣期里，美国社会感到已有足够信心去处理长期存在的不公平现象，尤其是种族歧视问题。当然，联邦政府对野心勃勃的经济目标的追求充分感染了整个美国社会，大型跨国集团也开始将触角伸向世界各地，成为美国在全球新势力范围的标志。军备开支的膨胀在这种全民冲动的背景下似乎也变成了理所当然的扩张。美国是整个世界的新领导人，正在建立令人难以想象的最大规模的兵工厂，美国军队正踏上世界范围内更多的海外领土。一切看起来就好像是美国政府会连续数年向美国人民提供和平和战争“二者皆繁荣”的盛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