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所谓特权就是不可能人人都享受，因为这样会引起互相冲突。比如打人的权利，侵占别人财产的权利等。显然，这样的权利只有被欺侮的人无权保护自己时，特权者才能够畅通无阻。所以特权是和缺乏人权互相配合的。一部分人有特权，大多数人没有人权。这种制度安排，在人类历史上流行了几千年。直到18世纪人权观念出现，才有所收敛。但至今也还是阻碍人类进步的主要障碍。一部分人有特权，大多数人没有人权的制度在人类历史上存在过几千年。这几千年是社会不断发生动荡的几千年，对内横征暴敛，对外征战不断，社会生产力停滞不前，偶然有几十年太平日子就算太平盛世。造成这种状态的原因，就是因为少数人有特权和多数人无人权的矛盾。不能享受起码人权的多数人由于不堪压迫，必将铤而走险，革命造反，而有特权的少数人必将全力镇压。这种尖锐的对抗导致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和社会的倒退。所以，从公元元年到公元1800年，全世界人口的年增长率只有008%，而人权意识逐渐兴起后的1800年到2000年的200年中人口的年增长率达到1%，为过去的12倍；平均寿命的年增率在前1800年只有001%，而后200年为05%，后者为前者的50倍。以公元1800年前后为分界点，人类社会的轨迹发生了巨大变化。导致这一变化的原因就是人权观念的逐渐觉醒。
马国川：人与人的平等地位是几千年以来人类的梦想。
茅于轼：但是只有在作为一种制度的市场经济出现后，人与人的平等才成为可能。因为交换要建立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没有平等，就不会有广泛真实的交换关系。在不平等的社会里，特权者可以无偿或变相地占有普通人的劳动成果，所以争权夺利成为捷径，这也正是长期以来社会生产力低下的重要原因。相反，一个权利平等的社会，财产得到保障的社会，必然发展为市场经济。在权利平等的社会，具有独立人格地位的人，可以自由地与他人订立契约，实现有利于双方的事情，这就是市场制度。可以说，市场制度的基础就是人与人的平等，就是人权，保护产权、自由竞争等无不建立在这个基础上。至今非洲多数国家仍然没有建立起人权社会，人跟人斗的关系还没有结束，所以经济落后。当今世界上人权问题多的地方经济都比较落后，人权得到尊重的地方经济都比较发达。这绝不是偶然的。
马国川：如果取消了特权，剩下的只能是平等了。很显然，您的人权理论的基础是人与人的平等。
茅于轼：平等是唯一能够合乎逻辑的对人际关系的安排。如果要保留特权，那么试问谁可以拥有特权呢？答案只能是任意的，无法给出证明的。历史上所有企图保持特权的人都想方设法制造出一套理论，或者用肤色，或者用出身，或者用种族，或者用财产，或者用宗教，甚至用性别作为划分优劣的标准。但是它们都显得勉强，无法自圆其说。
马国川：但是特权的消除是很难的，在市场经济中富人往往靠金钱来获得特权。尽管他们很难置身于法律之外，但钱帮助他们获得更好的法律保护，远远超出穷人所能得到的，因而形成一种特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