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国川：1984年，您从铁道部科学研究院调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从此有了更多的时间去思考经济问题。
茅于轼：因为我的兴趣越来越偏向经济学理论，在铁道研究院总感觉格格不入。我想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或者数量技术经济研究所，可是他们拒绝接受我，我猜想大概因为我不是经济学科班出身。最后进入了美国研究所，当时的所长是李慎之。我的一生中有几个人对我产生了重大影响，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李慎之。他答应，只要我每年写几篇有质量的关于美国经济的论文，其他的时间我可以作自己感兴趣的研究，当时我感兴趣的就是中国的经济改革。我主要针对微观层次的价格调整，从事应用择优分配原理的政策设计。我在美国所发表的第一篇重要论文就是动态择优分配。这篇文章将择优分配从静态推广到动态，讨论一个动态过程最优化必须满足的条件，文中举的一个例子就是价格改革的速度问题。它的最优途径应该是短时间的改革成本和长远效果在边际上的平衡。我在美国所的10年中大约2/3的研究成果都是关于中国改革的，这批文章对中国改革多少起了推动作用。
马国川：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改革的一个焦点是价格改革。
茅于轼：我们生活在地心引力里，谁也不觉得它的存在，但地心引力不但存在而且很重要，就像我们生活在价格里并习惯价格，也就感觉不到价格重要。我将“价格”称为经济生活中的地心引力：经济的运行，依赖于正确的价格信号，没有它，经济世界就会陷入混乱和灾难。正确的价格信号如何产生？来源于不同利益主体的讨价还价。施行全面公有制，抹杀了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界限，无法产生正确的价格信号，结果就是经济崩溃、人民贫困。
马国川：您用简单的语言，说明了公有制经济试验必然失败的原因。
茅于轼：微观经济学的核心是价格理论。我提出的择优分配原理从理论上很直接地解决了价格能够最优分配资源的道理。我不止一次地宣扬“价格万岁”，那是说，除非人类无穷欲望与有限自然资源之间的矛盾得以消除，“价格”将永远存在，并充当社会发展道路中最重要的指示器。自然资源的利用，唯有遵循价格信号反映出轻重缓急；科学技术的发明，也要依照价格信号决定发展方向。甚至整个社会的制度演进，也必须受制于价格所判别的效率原则。价格，代表着个人自由、自发秩序和市场制度。
马国川：价格能够最优分配资源，但是正确的价格如何产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