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国川：您在闭塞的学术环境里，从一开始就抓住了经济研究的世界前沿问题。1975年，前苏联经济学家康特罗维奇因提出线性规划的“择优分配原理”被授予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茅于轼：当时我不知道这些情况，在国门紧闭的岁月里也不可能知道。所以在几年时间里，我一个人潜心构造我的经济学世界，用自己推导出的这个原理把经济学重新又改造了一遍。直到1981年，我参加了美国经济学家克莱因在颐和园举办的计量经济学研讨班，到这时，我才正式地接触到了现代经济学。这次培训极大地启发和促进了我的思路。后来，我进一步地阅读西方经济文献，和自己的想法参详印证，更加坚定和完善了原先的构思。1985年，我应《走向未来丛书》之邀写成《择优分配原理》一书。
马国川：这时距离当年的思想萌芽已有十年之久了，“十年磨一剑”，不容易啊。张维迎曾经称赞这是“一本真正的原著，而不是评著，作者是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而不是以第三人称的笔法写作”。这在当时的中国学术写作中非常难能可贵。
茅于轼：其实之前我就有了初稿，而且和许多青年人交流过思想。记得1982年2月在西安召开的全国数量经济学年会上，我认识了许多青年人，包括张维迎、杨小凯、田国强、王国乡、刘世锦等人，他们现在都成了重要经济学家。这次年会是我国经济学界突破传统经济学束缚，取得重要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今天大家听起来一定感觉可笑，现代经济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是以数量经济学为突破口的。因为文字的经济学被传统理论界封锁得很严密，只有用数学稍微有点儿自由度，因为当时搞传统经济学的学者多半不懂数学，一看数学符号就头痛，就不再往下看了。所以用数学的文章容易通过检查，从网眼里漏出来。这次会议后，我和许多青年人交往多起来。1981年到1984年间，我在铁道部科学研究院给研究生讲授微观经济学，有许多外部人员来听课，其中包括张维迎、宋国青等优秀学子。我从他们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他们也从我的择优分配原理中获得了启发。当然，《择优分配原理》正式出版后影响更大。马国川：这本书深受欢迎，前后印行了近10万册仍旧脱销，一些经济学家会议说，就是受到它的影响立志走上了经济学的道路。
茅于轼：这本书所阐述的当然基本上是西方学者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理论成果。但是，当时国内还没有一本这样的书。而且我是从问题出发，是围绕着一系列中国经济问题展开的：为什么一些平均值指标在经济运行实际过程中会导致资源误置？为什么成本定价法会产生弊端？为什么随着生产部门的增加与减少，资源利用的可能性的维数变化，价格应当变化？为什么利率不应定死？什么是真正的投机倒把？什么是政策应放宽的？什么是政府应管理控制的？等等。这些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吸引了当时关心现实的人们，尤其是年轻人的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