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无非两个途径，一个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由“圣明”的中央制订，一个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由市场自己决定。这问题的答案又指向了经济学上另一个最重大的问题：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取舍。近代社会以来，这个问题影响到千百万人的生死，影响到世界组织版图的划分，甚至影响了人类历史的走向。其实，“圣明”的中央制订的“价格”并不“圣明”，反而造成价格的极大混乱。因为即使中央都是精英人士，也不可能掌握无数商品的真实价格，所以只能根据主观意志任意规定。在计划经济建立初期，决策者可以沿袭以往的市场价格，较为合理地施行项目建设。这就有了中国20世纪50年代的工业化成就。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中资源的相对稀缺程度必然发生变化，价格系统由此出现错乱，生产行为和交易活动也跟着错乱，该进口的东西反而在出口，多余的产品还在增产，有限的资金投产到了产生不出效益的项目上。最后，经济效益不断恶化，人民生活日益贫困，最终造成社会体制的崩溃。
马国川：也就是说，计划经济体制下不可能产生一个能真正标志资源稀缺性的正确的价格系统。
茅于轼：世界上不存在能够作经济计划的聪明人。一个正确的价格系统是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下，由众多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关心各自的利益、通过讨价还价形成的。但是在计划经济社会里，决策者希望消除社会内部的利益对立，这就消灭了价格产生的土壤。由于价格在人类生产和消费中的重要作用，失去它就意味着社会资源的浪费。所以，从价格理论出发，也可以证明，乌托邦是不可能存在的。如果人类社会希望继续存在和不断发展，就不能没有价格系统。为了有效解决稀缺资源的合理配置，我们必须维持价格赖以形成的市场制度，并尊重价格所代表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个人利益和自由权利。这就是“价格万岁”的深层含义。
马国川：在20世纪80年代，认识到计划经济不可行的人并不多。
茅于轼：关于价格改革的争论是当时的中心议题。一些经济学家在呼吁推进价格改革，把改革的目标锁定在市场经济上。我的想法是，价格改不动，一切都无从谈起，必须想办法突破这个僵局。张维迎有关双轨制价格改革的文章是我带到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主办的内部刊物上发表的。双轨制是能够突破障碍的一个可行方案。我们原来的计划价格是一片混乱，后来通过价格双轨制，逐渐地开放才理顺。大家有选择的自由，政府对价格的干预越来越少，通过开放，价格逐渐调整到了均衡价格。
马国川：价格改革从根本上动摇了计划经济体制，要不要放弃计划经济接受市场经济，是中国改革中最重要的一次冲突。
茅于轼：在冲突的过程中，现代经济学慢慢地在中国站稳了脚跟，它的主要贡献是确立了改革的目标，承认分散决策和自利行为，在市场规则被遵照的条件下，能够导致资源的最优配置。然而目标的确立并不等于目标能够实现。如何从计划经济的现状转变为市场经济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这是一个动态问题，而且没有任何理论可以指导，只能“摸着石头过河”。20世纪80年代后期，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大致已经确定，价格改革的方向也放弃了成本定价，接受了市场交换价格的概念。当时更多的问题是实施。我们的办法是“价格双轨制”。现在价格90%都达到了均衡，但是未达到一般均衡。我们现在有许多价格不均衡，它影响到一大片，它造成了我们整个价格系统相当程度的混乱，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资源配置的效率还不够高。另外，当时并没有懂得这是一个“帕雷托改进”，更没有想到将来如何并轨，以及并轨中可能发生的官倒和贪污腐化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