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色的宾馆属于民间，涉嫌强奸者的身份也是“民间”，有关部门在利用民间力量“摆平”李蕊蕊们，北京因此失去了一次申张正义的机会。正义之旗在北京上空飘扬，但卡拉斯夫人与李蕊蕊们，抵达不到旗帜之下，分享不到旗帜带来的正义之光。而这一切，都是一种极端的维稳思维造成的，为稳定而稳定，为稳定而让正义停留在宪法上，让追求正义的人，永远走在歧路上，维护稳定的人，也因此走在歧途上。一些人因此蒙冤受屈，国家社会也因此蒙垢受辱。
让我告诉你另一个安徽姑娘王蕊蕊（化名）的故事，这是我当时身边发生的故事。1990年，来自安徽的大学毕业生王蕊蕊考上了北京广播学院研究生（现为中国传媒大学），当她复试完成之后，导师告诉她，因为各种原因这门专业不招生了，让她明年再考或转学他校。当她找到我们这几位在京的同乡后，我们给她的建议是到国家教委申诉。王蕊蕊到了国家教委，接待她的有关部门一位领导亲自过问，并明确指示广院招生办，考上的王蕊蕊由所在学校调整专业，不得让其个人另谋学校。王蕊蕊因此获得了研究生学习机会，三年后顺利毕业。
国家的权力意志与正义的申张如果联为一体，就能发挥巨大作用。如果当时的教委有关领导不接待来访者，那么王蕊蕊就可能失去了学业，甚至可能走在上访的路上，如果有灰色宾馆的话，王蕊蕊就可能成为现在的李蕊蕊。
国家是通过追求稳定来获得稳定，还是通过追求正义价值来获得稳定？这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有人提出三个至上，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这与三清教将老子、释迦牟尼、孔子供为三尊神一样，是和稀泥方式。在法律追求与国家追求、政党追求之上，是人民利益至上，也就是正义至上，正义至上了，正义获得申张，民意就支持政府与执政党，执政党的利益与人民的利益通过正义的申张，获得一致。就这么简单的逻辑，为什么要复杂化呢？
执政党、政府、法律、民间力量、媒体，如果共同致力于将上访问题公开化，将上访个案公开化，联合打压那些制造不正义、不守法的地方政府或势力，使他们敬畏法律与正义，敬畏北京的权力意志，那么国家权力意志与法律正义联为一体，国家的精神与社会稳定就会通过正义确立起来。我们现在看到的呢，是上述这些力量处于分离状态，真正发挥作用的，却是灰色力量，一种暗力量在维系着所谓的稳定局面，也就是强奸李蕊蕊的人，还有灰色宾馆，在实际控制着访民，也就是控制着希望获得公平正义的民间社会。
卡拉斯悲剧发生之后，伏尔泰思考的是“宽容”；李蕊蕊事件之后，中国主流社会要思考的却应该是“正义”。国家要将“社会正义”作为第一价值来追求与倡导，正义对于公民社会与公民个体来说，都是第一价值，国家动用自己的权力意志来确立社会正义的主导价值，通过正义与和解，来实现和谐与稳定，这才是理性的、正确的路径。当地方政府正在走向利益追求的时候，我们最需要中央政府确立价值追求作为权力意志的核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