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的“结构”文化观规定了英国文化研究的方向，即作为“现代性”的文化研究，具体说，也规定了莫利的“积极受众”的性质，不过让我们暂且搁下霍尔，先来讲莫利吧！不错，莫利的“积极受众”之平移于全球媒介，确也可以成为一种反对“文化帝国主义”的理论，但是它所面临的问题有二：第一，它只是从其效果上，而不能从其意图上去否定“文化帝国主义”的存在，因为“文化帝国主义”的推动者也如受众一样是地域的、个体的和主体的，对于他们，我们不能设想有“文化帝国主义”行动，而无“文化帝国主义”意图，这既违背人是理性的动物的命题，也不符合事实，无论历史的或者当前的。因而，“积极受众”就必须承认在国内层面上“文化工业”的资本主义图谋与在国际层面上“资本帝国主义”的文化战略，一个为利益驱动的文化战略。换言之，“积极受众”既不能取代“文化工业”，也不能完全否认“文化帝国主义”。
第二，在理论上更根本的是，必须将它所坚持的“个体”或“主体”置于“主体间性”的框架。只要将编码者也作为主体，接受就一定是一种“主体间性”事件；而一个主体只要进入“主体间性”，进入与另一主体的对话过程，那它就一定会不同程度地发生改变。而且，这不是一个主观上愿意与否的事情，另一主体或者一个他者的出现将客观地改变前一主体的存在环境，而环境是生命本体性的。符号学地说，“文本间性”的出现将一个“背景文本”（context，通译“语境”）给予“文本”，于是文本的自足性就被打破了，即文本不再是从前的文本了。编码者的“全球”文本与受众的“地方”文本也存在同样的关系。
a Stuart.Hall,.“The.Local.and.the.Global:.Globalization.and.Ethnicity”,.in:.Anthony. D.. King.（ed.）,. Culture, Globalization and the World-System, Contemporary Conditions for the Representation of Identity,.p..19.
bStuart.Hall,.“The.Local.and.the.Global:.Globalization.and.Ethnicity”,.in:.Anthony. D.. King.（ed.）,. Culture, Globalization and the World-System, Contemporary Conditions for the Representation of Identity,.p..39.
我们回头再看霍尔。比莫利沉稳和老练的是，霍尔在一个动态的“结构”概念中将文化帝国主义与对它的抵抗、将全球与地方相互间的辩证运动一次性地包容了进来，并预见了未来文化的形态，以他说的现代音乐为例，“杂交的美学、交叉的美学、流散的美学、克里奥耳化的美学” a。霍尔对全球文化的文化研究，就其对主体性原则的坚持和贯彻而言，是归属于现代性哲学一边的，我们高兴地看到，他在一个“结构”概念中将现代性对于全球文化的洞见发挥到了它的极限处，即是说，在一个现代性框架之内，预言了文化帝国主义计划的最终破产，这因而也就是超越了现代性而具有了后现代性的色彩，当然这不是法国后结构主义者那样的后现代。
不过，对于更广大范围的全球化来说，霍尔的视阈可能就嫌狭小了一些，他在一个殖民化的过程中，这是现代化进程的一种表现形式，看见了在前殖民地和前宗主国所出现的种种混合文化；那么，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呢？尤其是那些走着不同现代化道路的国家和地区呢？这种有限的视阈，即后殖民主义的视阈，将带来且实际上已经带来对未来文化形态的某种盲视，例如，混合仅仅是作为一种完成态吗？在一些前殖民地可能如此，在美国这个最大的前殖民地可能部分地如此，但在宗主国就未必如此了，在中国、日本这样的国家，霍尔的“杂交”甚至可能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但对我们最有帮助的是，霍尔已经强烈地暗示了一种超越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全球化理论。感谢霍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