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点上，或许我们能够指出，与马克思主义临时结盟的是，尼采和20世纪的后现代理论家们，也早已将“解释”与“事实”、“话语”与“真理”、“叙述”与“历史”、“能指”与“所指”、“文化”与“自然”等分开看待了。他们发现，存在于前者与后者之间的错位和矛盾是先天性的因而是无法克服的，而其中福柯更是历史地证实，“话语”本质上就是“权力”，是“权力意志”，是“生命意志”，与“真理”并无必然的应和关系。按照老叔本华的观点，表象不过是意志的自我表象。叔本华的“表象”被福柯的“话语”复活了。一切都是欲望在说话，借着“话语”在说话。
英国文化研究与后现代理论的关系一直比较暧昧。似乎在对高雅文化的解构上，在对差异和杂交的强调上，在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上，在对“文化工业”概念的拒绝上，等等，英国文化研究与后现代理论同气相求、互为知音，但是必须看到二者这种目标相同所掩盖着的出发点的相异：后现代理论的主要来源是索绪尔的符号学，特别是其中所蕴含的对于“主体性”进行解构的倾向，能指只能达及作为观念的所指，而无法进入现实，能指所指向的不过是另一能指，意指活动不过是一条纯粹由能指所构成的漂浮的链条，即能指链，因而所谓的“主体”在言说结果就成了被言说 —被能指所言说，被文化所言说，被传统所言说，等等，它是代言人，代他人言说而不能自己言说或者言说自己。在现代性哲学中，如在康德那里，主体之决定客体，因而它才是“主体性”，被后现代理论翻转为被客体所决定，主体于是便不再是主体了。是否承认主体性是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在哲学上最基本的分野。而英国文化研究，虽然并非总是如此（因其对理论的实用主义态度而导致不太注意理论本身的内在统一性），但至少就其与“文化帝国主义”相关的媒介受众研究而言，其最重要的理论支撑则是对主体性的坚持，具体说，就是将媒介受众作为话语主体，更关键的是，作为个体主体。后来以“积极受众”而名世的大卫 ·莫利早在 20世纪 70年代初期就指出：“我们不能将受众视为一个不加区别的大众，相反，它是一个复杂的结构，由一些相互重叠的亚群体构成，每一群体都有其自身的历史和文化传统。 ”a他要求去调查受众的“在阶级结构中的位置”、“地区所在”、“种族来源”、“年龄”和“性别”等这些作为社会学基础的要素。 b这也就是说，他需要一个更加具体的“受众”概念。虽然受霍尔的直接影响，间接的是受阿尔都塞的影响，年轻的莫利不是十分赞同把受众进一步作为个别的个体c，但在他后来的“全国受众”和“家庭电视”研究中，他实际上已经把社会学分析与个体分析结合起来。更重要的是，他将受众的接受语境本体化，即作为受众的本体存在。对于私人化阅读，霍尔是坚决反对的 d，但当他说“不同的人群和阶级将实施不同的阐释框架” e时，他无疑是已经把受众作为“社会个体”或者“个体集合”了。在莫利的媒介受众研究上，在霍尔的编码 /解码理论上，在他们将受众作为“主体”上，可以说，英国文化研究就是“现代性”文化研究。
a Dave.Morley,.“Reconceptualising. the.Media. Audience:.Towards. an.Ethnography. of.Audiences”,.Stenciled.Occasional.Paper,.CCCS,.University.of.Birmingham,.1974,.p..8.. bSee.ibid.,.pp..8-9.. cSee.ibid.,.p..1.. dSee. Stuart. Hall,.“Encoding. and. Decoding. in. the. Television.Discourse”,.Stenciled.Occasional.Paper,.CCCS,.University.of.Birmingham,.1973,.p..14.and.p..15. eStuart. Hall,.“The.‘Structured. Communication’. of.Events”,. Stenciled. Occasional. Paper,.CCCS,.University.of.Birmingham,.1973,.p..12.
如果将早期（ 20世纪 70年代）英国文化研究的受众理论从其国内语境移向对于全球媒介的观察，也就是温特所做的，将文化研究置于研究当代杂交形式的社会学，那么它一定就是反对“文化帝国主义”的。但是，这种对“文化帝国主义”的“挪用”和“抵抗”是完全不同于贝克和汤姆林森以解构“主体性”为前提的“后现代性”文化研究的。霍尔总也没有放弃阿尔都塞的“结构”，传播中的一切协商性和对抗性的解码都在这样或那样地接受“传播结构”的制约：“电视信息的生产和接受……并不一致，但它们是相联系的：它们是处在由完整的传播过程所构成的整体性（ totality）之内的不同时刻。 ”a后来进入对“全球大众文化”的考察，霍尔仍是早年的结构观 b，他看到，一方面，“它以西方为中心，它总是讲英语”，而另一方面，这种英语又不再是“女王英语”或“博雅（ highbrow）英语”，它是“一种全然不同的国际语言”，英语被涣散了；进一步，“它是文化再现的一种同质化形式，具有极大的吸收力，然而这种同质化却从未绝对地完成过，它就不能完成。 ”c霍尔也将此结构，阿尔都塞之“结构”，称为葛兰西的“霸权”，是有“霸权”，企图将一切都包括进自身，但“霸权”从未完全实现过。 d同理，对于霍尔来说，如温特所注意到的，霍尔一方面尽管并不认为符号、信息和图像的全球流动会生产出一种标准化的文化，而另一方面却也看到一种新型的同质化正在通过全球商业化过程而浮现出来。显然，在“结构”、在“霸权”或者在霍尔的另一说法“全球文化的新的辩证法” a并不遥远的背后，就灼灼有霍尔对于现代性“主体”哲学的顽强信念。这一点与阿尔都塞有所不同，霍尔在借来的“结构”中赋予了差异、矛盾、斗争，因而也就是结构的无终结的开放性，他以现代性“解构”了后现代指向的“结构—解构”。霍尔预言，在全球化的各种新形式中，仍是一如既往的控制和反控制 —“那个古老的辩证法没有终结。全球化不会将它终结掉。 ”b究个中原因，乃是控制者与反控制者作为“有根的”个体的永恒存在。“个体”、“主体”只要一天不能被根除，那么“现代性”文化研究就一天不会停止其“抵抗”和“斗争”的理论。
a Stuart. Hall,.“Encoding. and. Decoding. in. the. Television. Discourse”,. Stenciled. Occasional.Paper,.CCCS,.p..3.
b 麦克罗比在霍尔特别赞赏的一篇评论文章中就使用了“全球化的‘控制结构’”（“the. ‘structure. in. dominance’of. globalisation”,.from.Angela. McRobbie,“Stuart.Hall. and. the.Inventiveness.of.Cultural.Studies”,.in.her.book.The Uses of Cultural Studies,.London:.Sage,.2005,.p..29）一语，这说明她也看到了霍尔将早年电视研究的理论框架运用到全球化研究上来了。
c See. Stuart. Hall,.“The. Local. and. the. Global:. Globalization. and. Ethnicity”,.in： . Anthony. D.. King.（ed.）,. Culture, Globalization and the World-System, Contemporary Conditions for the Representation of Identity,. Department. of. Art. And. Art. History,. State. University.of.New.York.at.Binghamton.and.Macmillan.Education.Ltd.,.1991,.p..28.
d See.Stuart.Hall,.“Old.and.New.Identities,.Old.and.New.Ethnicities”,.in.Anthony. D.. King.（ed.）,. Culture, Globalization and the World-System, Contemporary Conditions for the Representation of Identity,.p..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