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有“现代性”文化研究，便有“文化帝国主义”
这是一个铁的逻辑。或许温特们不是忽略了“文化帝国主义者”之应该作为“个体主体”，而是一旦如此，其反“文化帝国主义”的理论便面临着瓦解的危险。但是，我们不能为了一个理论的完整性而否认一个事实的完整。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研究中，我们还不能轻易放弃“现代性”文化研究，应该看到，它自有其不可全盘否定的依据。
对于“现代性”文化研究，其实简单的是，只要承认全球编码者与地方解码者分别都是有限的“文化个体”，承认他们各自作为“民族”的存在，那么就势必存在“美国化”或“文化帝国主义”。
贝克乞灵于一个“自然”来瓦解“城 /邦”，一个“超民族性”来解除“民族性”；但是，站在“现代性”文化研究立场上的学者却常常能够成功地指出“自然”、“超民族”和其他一切打着“普遍主义”旗号的理论的虚妄。
马克思主义者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不管它们之间有多少曲折的环节，普列汉诺夫说“社会心理”，威廉斯说“文化”，都改变不了前者对后者之最终的决定性。因而，可以认为，任何试图超越一定社会存在和经济基础的理论、主张，说到底，都不过是对其所由以产生的社会存在和经济基础的某种反映，都是“意识形态”。经典马克思主义者早就揭穿了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虚伪；而今，在一个全球化时代，“马克思的幽灵们”（德里达语），无论在中国这样的第三世界或者在英、法这样的发达国家，都在证明美国和西方标榜的所谓“普世文化”的美国性、西方性，简言之，“地方性”，进一步，都在戳穿所谓“全球价值”不过就是“全球利益”，“全球价值”总是被作为“全球战略”的一个棋子。这当然不是什么秘密了，在国际外交中，没有人不知道或不理解、不接受“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而“国际”外交绝不等于什么“国际主义”，它根本上不过就是在与他国的协调中达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耶稣说，你的钱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而我们要说，你的钱在哪里，你就在哪里说话。一切围绕着利益，话语也不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