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公使朱尔典于1月1日见到袁世凯时，发现袁世凯“显得很不痛快，而且极为丧气”。袁世凯坦率承认，他对局势已失去了控制，所有一切关于和平解决的努力已用尽但仍无效果，上海的革命党极端不愿意妥协。1月2日，或许是出于袁世凯的授意，冯国璋、姜桂题、张勋等北方将领致电内阁及南方代表伍廷芳，表示拥护君主立宪，如以少数人意见采取共和政体，必将誓死反对，不惜一战到底。
孙中山对北洋将领的表态颇为重视，1月5日即复电：一旦国民会议选举实行之后，政体解决，大局已定，自己就逊位，以待贤明之士。10日后，孙中山又致电伍廷芳，请他转达袁世凯，说：如果清帝退位，宣布共和，临时政府决不会食言，他本人即刻正式宣布解职，让位于袁世凯。
对于孙中山的再三保证，此时的袁世凯已怀抱戒心。他复电质问伍廷芳，国体问题由国会解决，现正商议正当办法，自应以全国人民公议之政体为断。现在南京忽已组织政府，孙文已受总统且宣示驱逐满清政府，显然与之前议国会解决问题相背；此次选举总统，是何用意？如果将来“国民会议”议决国体为君主立宪，那么南方政府及总统是否取消？
令人奇怪的是，伍廷芳此时也仍坚持“国民会议”，他在1月3日回复袁世凯的电文中指出：唐绍仪乃北方全权代表，和谈所议定的条款不能因其被免职而归于无效，而且本代表与唐代表会订的“国民会议”召集办法已将就绪，只剩下会议地点和日期尚未解决，本次事变可望和平解决，如今遭此意外，深表诧异。
1月5日，伍廷芳更是向各国驻上海总领事递交照会，要求清廷对召回北方议和代表唐绍仪及否决和议协定所引发的一切后果负责。之后，各国驻京使馆也接到同样的照会，伍廷芳甚至指责本次和议不成乃袁世凯一人之过，如此兵连祸结，袁世凯难辞其咎。作为反击，袁世凯立即将议和期间与伍廷芳的所有交涉函电抄送各国公使。
在了解了整个议和的全过程后，列强在华外交界一致认为，本次谈判失败，责任实在南方。原因很简单，双方既已同意由“国民会议”决定国体，袁世凯也已说服清廷照办，但到最后，南方却以“各省代表会”取代“国民会议”并电告伍廷芳“毋庸再开国民会议”，这显然是一种背信弃义之举。另外，在议和过程中，南方只顾一己之私，动辄以罢议相威胁，甚至不许北方代表发表异见，不准讨论君主立宪之可能，其态度之专横，形同专制。
不过话说回来，南方抢先成立“临时政府”以定国体，此举无待“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事实上，南北双方对此都心知肚明，大家心里跟明镜似的。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南北双方之争，表面上看是“君宪”与“共和”之争，实际上则为“名器之争”。南方抢在“国民会议”之前成立临时政府，目的就在于与清廷分庭抗礼，而孙中山急于就任“临时大总统”，目的也在于逼迫袁世凯将其视为平等的谈判对手，以便革命党在推翻清廷后更好地参与政治权力的再分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