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中国古代关于“圣人之道为文”的观念，也只是在日本江户时代的儒学家们用汉语写成的文章著作中，有所呼应与阐发。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著名汉学家、日本儒学中的“古文辞派”的代表人物荻生徂徕（1666-1728），他在《论语征》一书中，反复强调“道”即是“文”。他说：“夫在天曰文，在地曰理。文者天之道也，谓礼乐也。尧所以安天下万世，非礼乐不可也。”“夫文者礼乐也，礼乐者先王之道也。君子治人者也，野人治于人者也，故君子之所以为君子者，文而已矣。”“夫圣人之道曰文，文者物相杂之文，岂言语之所能尽哉！故古之能言者文之，以其象于道也，以其所包者广也，君子何用明畅备悉为也，故孔子尝曰‘默而识之’，为道之不可以言语解故也。”另一位重要的汉学家、儒学家太宰春台（1680-1747）在《文论》一文中也说：“然夫予所谓文者，何也？曰：先王之道之谓文。文也者，非他也，六艺是已。”又说：“夫君子之道以文为至，学而时习之。小可以修身，大可以治天下国家，故古之君之动作有文，言语有章。”他认为“文”是一种弥漫抽象的东西，“文”不是“辞章”，而那些玩弄文辞的“文人”大量出现后，致使“文失其本”，是不足为训的。
这样的“圣人之道为文”观点，只能是儒教学者的观点，除日本的儒学家中的汉学家之外，对“文”做此种抽象理解的，绝无仅有。而且这样的理解，几乎是对中国儒学的转述，其中很少渗透着日本人独特的领悟。上述荻生徂徕关于“文”的观点，与明代复古学派文学家王世贞、李攀龙的观点如出一辙。而太宰春台的“文以害道”的观点，则与宋代理学家程颐的相关看法亦步亦趋。而在日本从古至今的和歌论、连歌论、俳谐论、能乐论等以各体文学论为特色的日本文论的文章及著作中，作为天道与人道之审美呈现的抽象的“文”字，几乎完全不在场。于是，从中国传入的抽象概念之“文”，就长期漂浮在日本文化表面，局限在儒学与汉语语境中，而未能下渗到日本民族观念与思想话语的深层。日本学者中村元在谈到日本民族的思维方法的时候曾指出：日语本身长于感情与情绪的表达，日语固有词汇中没有形成抽象词汇的构词法，很难表现抽象的概念，恰在此时，汉字汉语的传入补充了日语中的抽象概念。使得日本人一直在表达抽象概念时来依赖于汉字。a除中村元所指出的这些之外，笔者还想补充说明的是：即使是汉语中诸如“文”之类的抽象概念，在传到日本后，其抽象义、抽象化的程度也被日本人尽力降低，而赋予其一定程度的具象特征。“文”在日本古语中已不再具有中国之“文”的天地大美之意，而具象化为“花纹”之意，也就是中国之“文”的最基础义。这种偏于具象化的思维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古代日本人对中国思想文化理解与接受的幅度与深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