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天文”就是天之象、天之特征。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文”指的就是一种高尚的时代风气或社会风尚。《荀子》云：“君子宽而不僈，廉而不刿，辨而不争，察而不激，寡立而不胜，坚强而不暴，柔从而不流，恭敬谨慎而容：夫是之谓至文。”此处“文”指的是人格修养之美。《乐记》云：“声成文，谓之音。”此处“文”指的是美的形式或美的表现。后世诗人与文学家们，更将“文”作为最高的美学范畴。如张怀 《文字论》云：“文也者，其道焕焉。日月星辰，天之文也。五岳四渎，地之文也，城阙朝仪，人之文也。”宋王禹偁《送孙河序》云：“天之文日月星辰，地之文百谷草木，人之文六籍五常。”而在文论著作中较早系统表达这一见解的是刘勰，他在《文心雕龙·原道》开篇就写道：
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旁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化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
这就将“文”视为自然天地的外在表现（“德”），是天地宇宙、山川风景、动物植物的总体的美感特征。
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将“文”加以抽象化，使其附着于客观世界与人的精神世界浑然一体的更为抽象的“道”，于是就由“天地”之“文”形成了“道”之“文”。“文”成为圣人之“道”的外在显现，反过来说，表现圣人之道就是“文”。这也是儒家文人的基本观点与信念。刘勰《文心雕龙·原道》云：“道沿圣而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此处的“道”即指圣人之道。宋朱熹在《论语集注》中说：“道之显者谓之文。”明方孝孺《送平元亮赵士贤归省序》云：“文所以明道也。文不足以明道，犹不文也。”清袁枚《虞东先生文集序》云：“盖以为无形者道也，形于言谓之文。”
对于中国文论中诸如此类的对“文”的抽象化的描述与阐述，古代日本人的接受仅仅限于极少数对中国语言文学与文化有相当理解的汉学家、儒学家。例如，对于以上引述的刘勰《文心雕龙》的天地之“文”，遣唐使、高僧空海在中国古典文论的辑录性著作《文镜秘府论》的“序”中有呼应，曰：“空中尘中，开本有之字，龟上龙上，演自然之文。”《文镜秘府论·西卷》中的《论病》一节也有意思相同的话：“夫文章之兴，与自然起；宫商之律，共两仪生。是故奎星，主其文书，月日焕乎其章，天籁自谐，地籁冥韵。”该书的《南卷》的《论文意》一节中亦可窥见类似的自然：“自古文章，起于无作，兴于自然，感激而成，都无饰炼，发言以当，应物便是。”空海对“文”的这些论述，虽然也有自己的理解与共感含于其中，但总体上是直接使用汉语对中国古典文论所做的转述或复述。空海之后，使用日语从这个角度阐述天地自然之“文”者，殆无所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