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心”与“人心”，“心”与“词”
在日本古典文论中，“心”作为一个重要范畴，贯穿了整个日本古典文论史，无论是和歌论、连歌论、俳谐论，还是能乐论，“心”都是一个重要范畴。
对“心”这个词最早加以反复运用的，是8世纪歌人藤原滨成（724-790）的《歌经标式》（772），该文直接用汉语写成，是日本现存最早的歌学与文论论著，开篇即云：“原夫歌者所以感鬼神之幽情，慰天地之恋心者也。”又说：“夫和歌者，所以通达心灵，摇荡怀志者也。故在心为志，发言为歌。”其观点与表述明显受到了中国汉代《毛诗序》的影响，只是将《毛诗序》中的“诗”置换为“歌”，而对“心”的运用与理解，也不出《毛诗序》对“人心”的规定。
到了10世纪初的《古今和歌集序》（一般认为是纪贯之所写，包括用汉语写成的“真名序”和用日语写成的“假名序”），“心”由一个重要名词，而擢升为一个核心概念。所谓核心概念，就是说它已经具备了范畴的性质，成为立论布局的眼目。
《古今和歌集序》赋予“心”两种基本规定。第一，心是“人心”，文学作品产生于心，或者说，人心是作品的精神本原。《古今和歌集?真名序》云：“夫和歌者，托其根于心地，发其花于词林者也。”《古今和歌集?假名序》：“倭歌，以人之心为种，由万语千言而成。”这里，“心”就是文学创作的源泉。这一观念与上述的《歌经标式》相同，明显受到了中国古代诗论的影响。《礼记》云：“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之使然也。
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毛诗序》：“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朱熹《诗集传序》：“诗者，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余也。”唐代孔颖达《诗大序正义》云：“蕴藏在心，谓之为志，发见于言，乃名为诗。
言作诗者，所以舒心志愤懑，而卒成于歌咏……保管万虑，其名曰心；感物而动，乃呼为志。”《古今集序》关于“心”的看法，未出此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