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大部分增加的联邦开支被用于非国防项目，充足的税收依然无法满足愈加庞大的预算开支，由此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预算赤字。联邦政府年财政赤字在1988年达到1560亿美元，负债总额则高达2.6万亿美元。这意味着每年光偿还债务利息便要耗费2140亿美元，或者说20%的联邦经费。这些财政问题引起人们对削减债务，抑止债务对美国经济的有害影响，恢复美国在国际市场的经济竞争力的疾呼。
国会针对不断增加的债务（1985年，美国自“一战”以来首次成为债务国）作出的一个决定便是在1985年通过《平衡预算与紧急赤字控制法》（俗称《格兰姆—拉德曼—霍林斯法》）。该法案强制要求削减联邦开支，以解决国家面临的严重财政问题。尽管国会在1990年通过《统括预算调整法》（Omnibus Budget Reconciliation）废止了《格兰姆—拉德曼—霍林斯法》，但1995年3月国防基地关闭与重新调整委员会就关闭和合并军用设施进行第三轮咨询；与此同时，预算平衡宪法修正案以一票之差未获参议院通过，这些无一不是表明进一步削减军事预算正在成为现实的迹象。
因此，接下来的问题便不在于预算是否会被削减，而是将在何处削减，而在这一点上军队成为首当其冲的目标，尤其是考虑到冷战正在“消融”更是如此。美国民众及其领导人以削减军队这种方式作为对策，实际上又回到了旧有的美式思维。自独立伊始，对军队缺乏信任的现象便在美国普遍存在。在这个国家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时期，一支颇具规模的军队总是被人视为可有可无 ,是对自由与民主的威胁、改革的绊脚石，军队总是在不断浪费国家的资源。武装部队只有在战争时期才会得到充分的热情支持。一旦战争结束，这个国家便会对士兵和海员们重新摆出一副小气吝啬的姿态，直到下一场战争来临。
这一传统模式在“二战”及20世纪50年代冷战开始之后有所改变，这是由于危机四伏的国际形势要求为美国国防武装提供长期而有力的支持。在美国历史上，军队第一次在如此长的时间之内被看得至关重要、值得长久赞助，资金也源源不断涌来，为武装部队提供支持，使其壮大。然而进入80年代，在经历了将近四十年持续不断的军备增长及越战失利之后，随着超级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日趋缓和，美国民众开始重新转向对军队的传统思维模式。这个世界始终危机四伏，武器研发所包含的尖端科技和全志愿士兵所耗费的更多成本在不断推高基本国防的实际成本，公众的好感已经开始逐渐消失。
另一个促使回归反军队传统思维模式的因素在于某种特别“超前的”20世纪美国信仰。这种观点将和平视为人的正常状态，既然人人都希望和平，那么战争（即对问题反常的退化的解决方式）理所当然由误解引起。出于此种假设，可以推断得出只要人与人之间在相互接触时做到开诚布公、坦诚相待，甘愿作出让步，那么便可找到关于战争问题的解决之道。如果能做到这一点的话，那么真正的问题就不在于他国或他国的意图，而在于死死抱住与他国在意识形态、道德及军事上的分歧隔阂纠缠不放。确切的说，一切步骤都应该致力于通过放弃对抗与武力，强调共同目标，从而达到与他国心照不宣、调和通融的姿态。在这种局面下，那些拒绝采取措施寻求互信与妥协的美国文职与军事领导人成为了反面人物，其恶劣影响必将在和平的名义下变得徒劳无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