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月之后，从芝加哥大学留学归来的经济学家掌握了国家经济的命脉，开始制定政策，解决国家经济中存在的“问题”。他们将弗里德曼的理论付诸实践：500家国有企业被私有化，进口关税被取消，政府预算被大幅削减，市场被给予了无限的自由。正如弗里德曼希望的那样，皮诺切特统治下的智利成为第一个以其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为指导的国家。
当军政府扫清了一切障碍之后，智利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成为拉丁美洲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但是，最终为此付出代价的却是智利人民，生活成本大幅攀升，失业率高达30%，贫富差距巨大，至今仍难以弥合。很少有人会意识到“芝加哥男孩”试验的成功并非是政策灵验，而是建立对国际经济发展的准确预判，搭上了几年之后国际市场发展的顺风车。正如我们在本书之后章节将要讲述的，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都采取了与智利相同的改革措施。
当时智利的成功引发了巨大的轰动与追捧，人们将智利模式视为解决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全球通货膨胀的典范。智利模式很快传遍了世界，并在冷战结束后到达了顶峰。但是新自由主义本身存在致命的缺陷，其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在不久之后注定会显现出来。
智利经济的成功在自由市场与政治自由之间建立了一种有悖于常理的联系。两者之间原本并不存在这种联系，事实上也的确不存在。当芝加哥学派致力于推进自由市场的形成时，2 400人却惨死在军政府之手或秘密失踪。皮诺切特成功地在智利扼杀了政治自由的最后一点儿希望，智利成为笼罩在腥风血雨之中的经济试验田。当时很多人指责弗里德曼与世界上最残忍的独裁者合作，为此，弗里德曼辩解道：“我所做的努力是世界上第一个将有可能发展为共产主义的国家变成了自由市场国家的尝试。”
智利试验使弗里德曼和他的学生们创造了一个供给学派的政治神话，而这也成为自由西方对抗苏联共产主义的支柱。但是，弗里德曼等人并未就此满足，而是说：“最后，智利的军政府成功地被民主社会所取代。自由市场的发展的确能够带来一个自由社会。”
智利试验的影响改变了全世界。芝加哥学派带动了经济杠杆和衍生性金融产品的发展，鼓吹市场至高无上，不受约束。其使市场具有了为所欲为的自由，因此无法对其监管。芝加哥学派关于私有化的推崇和统计无用的论调至今仍令很多人心跳。想到这一切都是由一群供给学派的狂热信徒和一个独裁者创造的，不仅令人感到震惊。
这一切都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盛行的对财富狂热认同的大背景下，世界各地的经济学家和评论家都对新自由主义极为推崇，赞誉有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