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我们对工业革命的理解也有很多不实之处，这是长期以来意识形态对立与纷争的后果。而这种对立与纷争现在也对我们具有重大的影响，导致我们从社会学的角度考量将工业革命视为一种越轨的行为，而不是人类进步与发展必须跨越的一步。基于此种误解，出现了经济的所谓好坏之分。狄更斯为代表的作家更是推波助澜，将世界分成了善良和邪恶截然对立的两个方面。他们的关注点在于告诉读者这些年来世界到底发生了怎样的转变，这种类似于摩尼教的观点和视角在小说的情节中比比皆是。
狄更斯并不是记者，也不是分析家，他是作家，一个敢于声称其作品在整个19世纪只处于末流的作家。在世界发生重大变革的背景下，狄更斯以一种简单的方式写出了极富吸引力的小说。实际上，狄更斯只是给了读者们想要读的故事。狄更斯的写作有自己的范式：在他的笔下，妇女和儿童永远遭受着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剥削。狄更斯所写的其实都属于道德故事，从头至尾都隐藏着笼罩着那个时代的一种对工业化的恐惧。但是，狄更斯的小说并没有反映事物的全貌。在其名著《艰难时世》中，狄更斯用大量的笔墨描写了工业革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但是他并没有从一个曾经是农民的产业工人的视角审视这个变化的世界，而是专注于对资本主义的剥削者品头论足。
无论如何，工业革命在英国引发的劳动分工和技术革新极大地改善了劳动者的生存条件。这是不争的事实！
经济学家赫特在其1925年发表的论文《19世纪早期的工厂体系》中写道：
与工厂的工人相比，农民实际上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而在农村照顾孩子远比工厂里面的劳作辛苦！
赫特在其文中引用的T·S·阿什顿（T.S. Ashton）所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英国穷人在1831年的每餐价格水平与1791年是持平的。但是由于工业革命的出现，工人们可以赚取工资，因此他们可以吃得更饱。对于中国的工业化来说也是如此：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很多农民可能饿死，但是自从农民变成产业工人后，他们的食物多了。
实际上，与几个世纪之前的农奴和奴隶相比，狄更斯在《艰难时世》中描写的工人要幸运得多。即使是在西方艰难谋生的中国非法劳工，其生活状况与其遭受西方殖民主义奴役的祖父和曾祖父相比也好了很多。一个在意大利托斯卡纳地区从事焊工的40岁的中国非法劳工现身说法，向我们描述了资本主义剥削中鲜为人知的好的一面。他非法打工，每个月可以挣七八百欧元。虽然按照西方人的标准，这有点儿微不足道，但是他打工的所有地方都提供免费的食宿，因此每个月他可以寄回家600欧元。自从来到意大利后，他很快就还清了偷渡所借的费用，而且还用剩余的钱在中国买了套房子。他的梦想就是等挣足二三十万元（约合两三万欧元）之后就回国，这笔钱足够给他的两个儿子买套房子和供自己养老。这个目标十分现实，也很容易实现，但是对于他的祖辈来说，这却是遥不可及的梦想。使这一切成为现实的正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和全球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