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我们看到语言和亲属关系之间有相似的基本结构，而亲属关系决定了人们在族群内和族群间的互动方式。也许其他动物也有树状思维的能力，但只有人类能够利用工作记忆检索树状结构中不同位置的信息，并且把这些递归结构的信息联系起来。事实上，工作记忆是使人类不同于其他动物的最重要的认知适应之一，比如，做一把石斧就需要工作记忆。
如果我们的理论到这里为止都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可以说，人类行为中一些“普遍”的方面——语言的深层结构、人们如何看待亲属关系，甚至我们道德语法中的一些共同点——都是按工作记忆的树形结构组织起来的。每个行为方面并不需要特定的适应过程，它们之所以有相似性，是因为它们拥有共同的基本结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在树形结构的每个方面都有足够的变化空间——不同的伦理道德观、不同的语言、不同的亲属关系，而今天世界上存在的五千多种不同的语言正证明了这一点，更别说那些已经消失的无数语言了。
世界各地不同的亲属体系和伦理道德观中的文化差异也证明了这一点，各个社会之间的伦理道德观各不相同，同一个社会对于类似公平这样的价值的理解也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这些简单的事实足以使我们确信：世界上不存在一个永恒的、为所有人分享的普遍的价值观，甚至在某一给定的时期，在一个大规模的人群内，也不存在这样的共同价值观。我们的伦理道德观可能来源于一种共同的思维结构，而一种特定的、普适的道德观是不存在的。相反，我们拥有不同的文化，在同一种文化中，人们会在某一段时间内分享共同的社会准则。这些准则一般会得到人们的认同，但它们其实并不是精心设计的产物。我们怎么解释群体中的这种合作呢？请翻到下一页去寻找答案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