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对党的政治忠诚也轻易压倒了个人情感。当他的妻子与右派朋友交往时，他紧张不安，想阻止她。即使他对中国有少许不满，也在一九六六年时彻底消失了。“文化大革命”爆发，他感到中国再度进入一个新时代，新中国的所有弊病都将在新的革命中一扫而空。他拥到毛泽东周围索要签名，在集会上挥舞着红宝书，高呼毛主席语录。南加州的美国人穿着蓝色毛式中山装，是中国革命魅力的绝佳展现。
“文革”之火燃烧了中国，燃烧了他的内心，最终也燃烧到他的身体。他再度成为帝国主义间谍，被投入了监狱。这真是炼狱的时光，他熬了过来。一九七七年，他回到家中时，他的确变成了“社会主义新人”，让他忧心忡忡的不是妻子与孩子，而是“社会主义革命”是否失败了？到处弥漫着幻灭、消沉与怨气。
复出的邓小平再度给人希望。但到了八十年代，李敦白的希望似乎再次破灭了。在西单民主墙事件后，他决定离开。
李敦白要返回美国的消息传出，一场挽留工作展开了。他被许以全国政协委员，可以有免费的医疗保障，随时可以出国……“名声、奉承、尊敬、各处的特殊待遇，如果我接受，就会永远放弃了个人独立，”他后来写道，“我不想生活在一个我不再尊敬的体制的束缚中。”
李敦白的回忆录出版于一九九三年，这又是两个中国之间的转变时刻。另一个中国再度诞生——它是全球最诱人的市场。这一年进入白宫的比尔·克林顿用“建设性接触”来软化美中关系的紧张，用贸易来消解政治。
李敦白的新生活也正依赖于此。在西雅图，他开设了自己的咨询公司，成为日渐密切的中美贸易的连接点。他在中国的政治关系网络上，如今流淌着信息、金钱与产品。中国人与美国人都需要他的经验与智慧。他驾驶着最新款的宝马，倾听他对中国的分析的客户名单是这样一串名字：微软，英特尔，戴尔，宝丽来……
商业中国的形象迅速地覆盖掉政治中国。李敦白的新角色也日益显著。他经历的残酷革命，正成为另一种浪漫，他与毛泽东、周恩来的接触，则是餐桌上兴致盎然的闲话。“从毛主义到微软的长征”，人们这样描述他的一生。
而在中国，对他的记忆则以另一种方式到来。二〇〇六年，他的回忆录在中国出版。题目从A Man Stay Behind变成了更煽情的《红幕后的洋人》，像是另一种宫廷回忆吗？他对中国的质疑，不管多么轻微，都被删除了。中国正在建立一个“和谐社会”，它们都是“不和谐”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