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九年十月，他坐在中央电视台的演播厅里，充满自信地讲述自己的岁月，对毛泽东的看法，像是对自己青年岁月的另一次怀旧。他是最后的历史见证人，谁能质疑他的感受与观点呢？他在北京的外国记者俱乐部发表讲话，从薄熙来到达赖喇嘛，年青一代的西方记者洗耳恭听，像是探知到中国的秘密。
他不是“速成的汉学家”，但倘若你以为这过分丰富的人生经历，能赋予他一种特别的洞察力，则是另一种一厢情愿。
他批评此刻中国人丢掉了灵魂，共产党丧失了让他们成功的法宝——他们没有了指导思想，不再实事求是。他谈论西藏时会感慨，“为什么一个国家可以有这么好的外交政策、对台政策，却有这么糟的民族政策”。他仍相信中国可以建立一套更好的民主系统——“因为美国民主是完全被金钱控制的”。
他似乎一点没变。那个狂热的共产主义信徒和这个满口嘲讽的商业顾问，从未意识到中国内在的逻辑是什么。一个信徒只选择看到自己相信的东西，对于现实视而不见，在“拯救人民”的名义下，他对于人民从来毫无兴趣，一个关心“社会主义实验”有甚于妻子和朋友的人，又怎么真会关心具体的人。五十年后，他意识到昔日狂热的可笑，他变得足够狡猾，再不愿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他仍旧对中国人的真实境地毫无兴趣，他只迷恋自己的个人经验。三十年前，他还可因一次判决而愤然出离中国，而现在，他再没有精力，也没有心情为另一场判决愤怒了。也有可能，他一生命运都与中国紧密相连，中国变成他身份的一部分，他的痛苦与荣耀都来自它。他无法否定自己一生的意义。他再度变成了另一种腐化的俘虏。
但谁又能逃脱这种腐化的力量？李敦白回到美国之后的十年里，西方知识分子普遍盛赞中国，相信这个政权已经改变。
不管是李敦白，还是约书亚·拉莫、约翰·奈斯比特、托马斯·弗里德曼、马丁·雅克，中国只是他们的幻想之物。中国是对美国霸权的挑战，是十三亿市场的黄金国，是致命的权力诱惑……
人们总是生活在对别人的想象中。但倘若这想象中丧失了基本的价值判断，则经常变成历史的污点。人们不仅赞扬过苏联，也大声为希特勒与墨索里尼喝过彩——他们能让德国与意大利运转起来，至于犹太人的命运，谁又在乎呢？道德意识被遗忘、被遮蔽、被交换。
而现代历史的中国人呢，要么是革命的材料，要么是生产者与消费者，他们从来都不是丰富的个体，从来面目不清。鲁迅的愤怒与嘲讽值得重新一提：“凡有来到中国的，倘能疾首蹙额而憎恶中国，我敢诚意地捧献我的感谢，因为他一定是不愿意吃中国人的肉的！”
我们终不能制止别人的想象，这是人类根深蒂固的弱点。在我列举了那么多外来者愚蠢与不诚实的例证后，我不得不承认，正是因为自我欺骗，才让我们如此热衷于别人的谎言……
（2010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