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道德创伤愈合之快，有甚于想象。旧神话刚刚破灭，新神话就迅速到来。“中国的革命”仍在继续，它从意识形态转移到商业，从“文革”标语转到GDP数字。又一股“速成汉学家”的潮流到来了。他们不需要憧憬阶级斗争与社会主义，而是要谈论商业、进出口的贸易额，还要引用《论语》与《孙子兵法》的只言片语，它们模棱两可又意味深长。他们还有一种莫名的确信，中国再次成为世界超级大国。再没有人比美国人李敦白（Sydney Rittenberg）更能体现这种变化。
在一九八〇年离开中国时，李敦白满是苦涩与幻灭。他在中国已经居住了三十五年，是世界唯一的外籍中国共产党党员。他在延安的窑洞里与毛泽东谈论美国，也与周恩来相熟。他被中国革命深深地吸引了，这里不仅有为“人类的平等与正义奋斗”的理想，他还找到了一直渴望的归属感。
他出生在南加州的犹太家庭，他的父亲是一名出色的律师。犹太人的身份令他对社会不公格外敏感。大学期间，他加入了美国共产党，党给予他“纠正周围充满的不公现象的希望”。接着他加入美军，学习中文，然后被派往中国，成为解决战后中国问题的美军代表团中的一位年轻军官。国民党统治区的丑陋、不公与腐败，令他心生厌恶，共产党的宣传品则激起他的向往之心。
在周恩来的帮助下，他来到延安，认定这是个美丽的新世界——这里人人平等，为共同的理想而奋斗。他也发现自己获得前所未有的中心感，毛泽东对他颇感兴趣，所有人对他都特别礼遇。
他找到了发挥才干的机会，他把外电翻译成中文，向外界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与主张。他进入了斯诺、白求恩的行列，这是国际主义者对中国革命的援助，也是中国西北一角的脆弱政权对于外部世界的渴望。
美军的任务结束了，他留在了中国，西德尼·里腾博格变成了李敦白。但灾难也随着共产党的获胜到来，一九四九年一月，作为帝国主义的间谍，他被投入监牢。
牢狱生活没有摧毁他的信念，反而让他狂热。他相信这是党对于他忠诚的考验。六年后他获释，对他的指控被证明是个荒诞不经的错误。
接下来的十三年，他投入了新中国的建设。他模糊地感受到这个国家正在遭遇的灾难，反右运动、大跃进、大饥荒，但从未把它们视作制度上的根本缺陷。况且，他个人生活随着整个国家的暗淡而节节上升。他是北京的外国人社区的中心人物，唯一可以进入中国官僚系统的外国人，阅读普通人难以接触的红头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