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项决定是一个重大的错误。1946年，心理学还是一个不稳定的学科，模仿物理和化学也许可以给系主任加点儿分，但它在科学上完全说不通。物理学之前以古老的工程学为基础，在转变成抽象的基础研究之前是解决实际问题的。应用物理学预测日食、洪水以及天体运动，还铸造钱币。牛顿在1696年主管英国的铸币厂。化学家制造火药，哪怕是在炼铅为金这种不可能的任务里，也积累了很多科学事实。这些现实世界中的问题和应用，为应用物理学提出了要解决的基本谜题。与此相反的是，心理学没有被现实世界证实的心理工程，没有基础来引导和规划它的基础研究。
良好的科学需要分析和综合的相互作用。谁都不知道基础研究是否确实是基础性的，除非我们知道它的基础是什么。现代物理学取得如今的地位，不是因为它的理论——这些理论可能与直觉格格不入，还具有很多争议（介子、波粒二象性、超弦、人择原理等），而是因为造出了原子弹和现代核电站。免疫学在20世纪40年代的医学研究中是一个相对落后的领域，但在沙克（Salk）和沙宾(Sabin)的小儿麻痹症疫苗问世后渐成体系，随后才有基础研究的蓬勃发展。
19世纪，物理学中爆发了一场关于鸟儿如何飞行的争论。这场争论在1903年12月17日短短的12秒内结束了——莱特兄弟驾驶着他们自己建造的飞机飞了起来。然后，很多人得出结论说，所有鸟类肯定都是以这种方式飞行的。这也是人工智能的逻辑：如果基础科学仅仅通过将一堆开关电路连在一起，就能造出可以理解语言、会讲话或者感知物体的计算机，那么这一定是人类创造出这些奇妙事物的方式。实际应用经常能引导基础研究，而埋头不问窗外应用的基础研究则无异于自慰。
良好的科学必然有应用与纯科学之间的活跃互动，纯粹的科学家与一流的应用者却都不太认同这一原则。我作为宾夕法尼亚大学心理学系里的异类，几乎每个星期都会见到纯科学家们对应用的不以为然，但直到我在1998年成为美国心理协会的主席后，才体会到应用者们对科学的怀疑。我是以美国心理协会有史以来最高得票当选的，我把这一压倒性的胜利归功于这样一个事实：我的工作处于科学与应用之间，因此在科学家和临床医生两个方面都吸引了很多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工作是帮助1995年的《消费者报告》（Consumer Reports）研究心理治疗的有效性。《消费者报告》使用复杂的统计工具，在大规模调查中发现，心理治疗总体上效果不错，但奇怪的是，这种好效果并非某种疗法或某种疾病特有。那些针对各种疾病实施各种疗法的心理学应用者们很欢迎这个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