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博士时研究的是小白鼠。我发现，不可预测的电击比可预测的电击更让它们害怕，因为它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安全的。编辑学术期刊的谜题大师们对这项研究很满意，但它无法直接解决问题。我也研究过习得性无助，它是由不可控制的电击带来的消极感。不过，那也只是个实验室里的模型，高等学术杂志会接受它，但对人类的问题没有直接帮助。1970—1971年出现了转折点，我师从精神病学教授阿伦·贝克（Aaron Beck）和阿尔伯特·斯图卡德（Albert Stunkard），相当于做精神科住院医生。作为抗议，也是为了和贝克、斯图卡德一起学习一些实际的精神病学知识，以使我的解决谜题能力更靠近真实世界中的问题，我辞去了康奈尔大学的副教授职位，这是我1967年博士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在我回到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心理学系后，有一天在当地一家熟食店里吃午餐时偶遇贝克。
“马丁，如果你还继续做与动物打交道的实验心理学家，你就是在浪费生命。”贝克盯着我说。我被口中的食物噎住了，这是我所听过的第二好的建议。于是，我成了一名应用心理学家，明确地以问题为目标。我知道，从那时候起，我就被视为异类、“大众化者”，在我的同辈中，我是披着羊皮的狼。我作为一名基础学术科学家的日子屈指可数。
让我惊讶的是，尽管我听说在不公开的教员辩论中，大家说我有向应用方向转变的可怕倾向，但宾夕法尼亚大学还是给了我终身教职。从那时起，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就打起了攻坚战，但直到1995年，参加一个招聘社会心理学家的委员会时，我才明白自己要攻克的课题是何等的坚难。我的同事约翰·巴伦（JohnBaron）提出了一个革命性的点子——招聘一个研究工作、研究爱或玩的人。“这才是生活。”他说。对此，我非常同意。
结果，那一夜我没睡着。
我在脑中扫描了10位世界上顶尖的心理学界的终身教授，结果没有一个是研究工作、研究爱或玩的。他们都在研究“基本”过程——认知、情感、决策理论、知觉。可以指导我们的、让人生有价值的学者在哪里？第二天，我正好与心理学家杰罗姆·布鲁纳（Jerome Bruner）共进午餐。他当时80岁，近乎失明，整个人就是部美国心理学史。我问他，为什么这些著名大学的教授们都只研究所谓的基本过程，而不关注现实世界？
“这要追溯到过去的一个决定性时刻，马丁，”杰罗姆说，“当时我也在场。那是1946年，在实验心理学家协会（Society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ists）的会议上，哈佛、普林斯顿、宾夕法尼亚三所大学的心理学系系主任埃德温·伯林（Edwin Boring）、赫伯特·朗菲尔德（ Herbert Langfeld）、萨缪尔·费恩伯格（Samuel Fernberger）在午餐时会晤，一致认为心理学应该更像物理和化学——只做基础的研究。因此，他们将不再聘请应用心理学家。整个的学术界随即也纷纷效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