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赴华盛顿履任美国心理协会主席一职后，我才发现那些应用心理学的领袖们对我的看法，与我的那些纯粹的科学家同事们如出一辙——披着羊皮的狼。我作为主席的第一项提议是以实证为基础的心理治疗，结果它胎死腹中。当时美国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所长史蒂文·海曼（Steve Hyman）告诉我，他能筹到约4 000万美元来支持这项提议。备受鼓舞的我与专业实践提高委员会（Committee for the Advancement of Professional Practice）碰面，它是独立心理学实践者的最高委员会，牢牢控制着美国心理协会主席的选举（除了我这次外）。我向20位意见领袖描述了我的提议，大谈疗法立足于科学实证的好处。他们的脸色越来越不好看，最有威望的老前辈之一——斯坦·莫多斯基（Stan Moldawsky）直接否定了我的提议，他说：“如果最终的研究结果对我们不利，怎么办？”
后来，斯坦的盟友之一罗恩·列文特（Ron Levant）在一次喝酒时告诉我：“你麻烦大了，马丁。”事实上，积极心理学正是因为我的这次碰壁而诞生了，因为独立心理学实践者对它不像对实证疗法那样抵触。我正是看到了应用与科学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才在2005年愉快地同意了执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积极心理学中心，并创建了一个新的学位——应用积极心理学硕士（master of applied positive psychology， MAPP）。它的使命就是，将最新研究与现实应用结合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