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的幸福》第三章 幸福可以持续改善(11)

在赴华盛顿履任美国心理协会主席一职后,我才发现那些应用心理学的领袖们对我的看法,与我的那些纯粹的科学家同事们如出一辙——披着羊皮的狼。我作为主席的第一项提议是以实证为基础的心理治疗,结果它胎死腹中。当时美国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所长史蒂文·海曼(Steve Hyman)告诉我,他能筹到约4 000万美元来支持这项提议。备受鼓舞的我与专业实践提高委员会(Committee for the Advancement of Professional Practice)碰面,它是独立心理学实践者的最高委员会,牢牢控制着美国心理协会主席的选举(除了我这次外)。我向20位意见领袖描述了我的提议,大谈疗法立足于科学实证的好处。他们的脸色越来越不好看,最有威望的老前辈之一——斯坦·莫多斯基(Stan Moldawsky)直接否定了我的提议,他说:“如果最终的研究结果对我们不利,怎么办?”

后来,斯坦的盟友之一罗恩·列文特(Ron Levant)在一次喝酒时告诉我:“你麻烦大了,马丁。”事实上,积极心理学正是因为我的这次碰壁而诞生了,因为独立心理学实践者对它不像对实证疗法那样抵触。我正是看到了应用与科学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才在2005年愉快地同意了执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积极心理学中心,并创建了一个新的学位——应用积极心理学硕士(master of applied positive psychology, MAPP)。它的使命就是,将最新研究与现实应用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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