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的幸福》第三章 幸福可以持续改善(8)

与维特根斯坦的思想一样重要的是,他还是一位魅力十足的老师。他在空旷的房间里踱步,吟诵着警句,追求道德纯洁,轻松驳回学生的问题,又自责于自己的表达不清,引来无数剑桥最聪明的学生们前去瞻仰。他的才华、惊人的美貌、磁铁般的魅力、非同寻常的性取向,再加上独特的身世(他放弃了一份庞大的家产),都极为诱人,让学生们纷纷爱上了他及他的思想(一旦学生爱上老师,就会取得最好的学习效果,这是普遍现象)。这些学生在20世纪50年代分散到整个知识分子群中,在随后的40年中统治了英语国家的哲学界,并把这份迷恋又传递给自己的学生们。显然,维特根斯坦学派也统治着普林斯顿大学哲学系,而我们这些学生的脑袋里也灌满了维特根斯坦的教义。

我之所以把它称为“教义”,是因为它赏罚分明。我们做严格的语言分析能得到回报,比如我的毕业论文,就是对“相同”(same)和“一样”(identical)的仔细分析,后来我的导师还就这个主题,以他的名字发表了一篇惊人相似的文章。同样,我们也会因为试图谈论“我们不能说的”而受到惩罚。如果学生把尼采那充满魅力的老师沃尔特·考夫曼(Walter Kaufmann,他认为“哲学的意义在于改变你的生活”)当回事,就会背上思维混乱及一知半解的罪名而被开除。没有人问过“皇帝的新装”式的问题,比如“为何一定要先做语言分析”。

老师肯定不会教我们1947年10月维特根斯坦和卡尔·波普(Karl Popper)在剑桥道德哲学社的历史性会面。波普责备维特根斯坦误导了整整一代的哲学家,让他们研究谜题——初始条件的初始条件。波普认为,哲学要研究的不应该是谜题,而应该是问题:道德、科学、政治、宗教和法律。维特根斯坦勃然大怒,将一根拨火棍朝波普扔去,然后拂袖而去。

我真希望自己在大学里曾质疑过,也许维特根斯坦不是现代哲学的苏格拉底,而是牛魔王。我真希望自己当时有足够的知识,能看出他是一个装腔作势的学者。最后我终于意识到,原来我一直在朝错误的方向走。为了纠正这个错误,我在1964年拒绝了牛津大学分析哲学的奖学金,去了宾夕法尼亚大学,成为一名心理学的研究生。哲学是一个脑筋急转弯式的游戏,而心理学不是游戏,它可以切实地帮助人类,至少我是这么热切希望的。这个转变是在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我在本科阶段教授笛卡尔课的老师)的帮助下实现的。我获得牛津大学的奖学金后,去征求他的意见。诺齐克给了我得到过的最残酷的也是最睿智的职业建议:“哲学是对其他事情的很好的准备,马丁。”诺齐克后来在哈佛做教授时挑战维特根斯坦,开拓了一套他独有的方法,以解决哲学问题,而非语言谜题。他做得很巧妙,因此不曾有人拿着拨火棍威胁他,他也为朝着波普倡导的学术方向推进哲学出了一份力。

出于同样的原因,我拒绝了成为专业桥牌选手的机会,因为桥牌也是个游戏。然而,即使我的研究领域已经从哲学换到心理学,我接受的也仍然是维特根斯坦式的培训。事实证明,我进入的是一个类似的系,一个务虚的、研究心理学谜题的圣地。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学术声望来源于对谜题的严谨研究,但我更渴望研究实际生活中的问题,例如成就、绝望,这让我时刻难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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