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维特根斯坦的思想一样重要的是，他还是一位魅力十足的老师。他在空旷的房间里踱步，吟诵着警句，追求道德纯洁，轻松驳回学生的问题，又自责于自己的表达不清，引来无数剑桥最聪明的学生们前去瞻仰。他的才华、惊人的美貌、磁铁般的魅力、非同寻常的性取向，再加上独特的身世（他放弃了一份庞大的家产），都极为诱人，让学生们纷纷爱上了他及他的思想（一旦学生爱上老师，就会取得最好的学习效果，这是普遍现象）。这些学生在20世纪50年代分散到整个知识分子群中，在随后的40年中统治了英语国家的哲学界，并把这份迷恋又传递给自己的学生们。显然，维特根斯坦学派也统治着普林斯顿大学哲学系，而我们这些学生的脑袋里也灌满了维特根斯坦的教义。
我之所以把它称为“教义”，是因为它赏罚分明。我们做严格的语言分析能得到回报，比如我的毕业论文，就是对“相同”（same）和“一样”(identical)的仔细分析，后来我的导师还就这个主题，以他的名字发表了一篇惊人相似的文章。同样，我们也会因为试图谈论“我们不能说的”而受到惩罚。如果学生把尼采那充满魅力的老师沃尔特·考夫曼（Walter Kaufmann，他认为“哲学的意义在于改变你的生活”）当回事，就会背上思维混乱及一知半解的罪名而被开除。没有人问过“皇帝的新装”式的问题，比如“为何一定要先做语言分析”。
老师肯定不会教我们1947年10月维特根斯坦和卡尔·波普（Karl Popper）在剑桥道德哲学社的历史性会面。波普责备维特根斯坦误导了整整一代的哲学家，让他们研究谜题——初始条件的初始条件。波普认为，哲学要研究的不应该是谜题，而应该是问题：道德、科学、政治、宗教和法律。维特根斯坦勃然大怒，将一根拨火棍朝波普扔去，然后拂袖而去。
我真希望自己在大学里曾质疑过，也许维特根斯坦不是现代哲学的苏格拉底，而是牛魔王。我真希望自己当时有足够的知识，能看出他是一个装腔作势的学者。最后我终于意识到，原来我一直在朝错误的方向走。为了纠正这个错误，我在1964年拒绝了牛津大学分析哲学的奖学金，去了宾夕法尼亚大学，成为一名心理学的研究生。哲学是一个脑筋急转弯式的游戏，而心理学不是游戏，它可以切实地帮助人类，至少我是这么热切希望的。这个转变是在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我在本科阶段教授笛卡尔课的老师）的帮助下实现的。我获得牛津大学的奖学金后，去征求他的意见。诺齐克给了我得到过的最残酷的也是最睿智的职业建议：“哲学是对其他事情的很好的准备，马丁。”诺齐克后来在哈佛做教授时挑战维特根斯坦，开拓了一套他独有的方法，以解决哲学问题，而非语言谜题。他做得很巧妙，因此不曾有人拿着拨火棍威胁他，他也为朝着波普倡导的学术方向推进哲学出了一份力。
出于同样的原因，我拒绝了成为专业桥牌选手的机会，因为桥牌也是个游戏。然而，即使我的研究领域已经从哲学换到心理学，我接受的也仍然是维特根斯坦式的培训。事实证明，我进入的是一个类似的系，一个务虚的、研究心理学谜题的圣地。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学术声望来源于对谜题的严谨研究，但我更渴望研究实际生活中的问题，例如成就、绝望，这让我时刻难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