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却一点儿没觉得被侮辱了，相反，我欢迎“应用”。本杰明·富兰克林创办宾夕法尼亚大学时提出，既要教“实用性的”，也要教“装饰性的”(ornamental)，他的意思是“目前没有用的”。事实上，“装饰性的”一直占主导，而我也在一个几乎完全“装饰性的”的系里当了40年“实用性的”异类。巴甫洛夫条件反射、色觉、串行与并行心理扫描、老鼠学习T形迷宫的数学模型、月亮错觉……这些都是在系中极受尊重的课题。在心理学的学术高塔中，研究现实世界是有些令人不齿的，院长们关于新学位的争论使这种鄙夷显露无遗。
我研究心理学原本是为了减轻人类痛苦、提升人类幸福。我原以为自己已为此做好了准备，但实际上，我受到的却是错误的教育。我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才从中摆脱出来，并如下文所述，找到了自己的方法去解决问题，而非解决谜题。事实上，这个主题贯穿我的整个职业发展与认知成长过程。
我错误的教育经历很有启发意义。20世纪60年代初，我怀揣着改变世界的梦想，激情澎湃地进入了普林斯顿大学。一支暗箭射中了我，但这支暗箭太微妙了，以至于20年来我都不知道自己中了暗箭。我被心理学吸引，但它的研究看起来却乏善可陈：实验室研究对象是大学二年级学生与白鼠。普林斯顿大学里那些世界一流的重量级学者都在哲学系。因此，我选择了哲学系作为专业，然后，正如许多聪明的年轻人一样，我在那里被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1889—1951）的鬼魂迷住了。
积极心理学的诞生
剑桥大学的哲学大师维特根斯坦是20世纪哲学领域里最有魅力的人物，开创了两次重要的运动。他出生于维也纳，曾为奥地利英勇作战，结果成为意大利人的战俘。1919年，身为战俘的他完成了《逻辑哲学论》（Tractatrs Logico-Philosophicus），这本书由编着号的一系列警句组成，它导致了逻辑原子论和逻辑实证主义的形成。逻辑原子论认为，可将现实理解为一个终极事实的层次结构，而逻辑实证主义认为，只有重复和实证检验过的命题才有意义。20年后，他对于哲学的使命又有了新想法。他在《哲学研究》（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中提出，这个使命不是分析现实的结构单元（逻辑原子论），而是分析人类玩的“语言游戏”。这吹响了普通语言哲学的号角，开始系统地分析普通人的言语。
维特根斯坦两大运动的核心都是分析。哲学的任务是对现实和语言的基础进行严格而细致的分析。哲学关心的那些更宏大的问题——自由意志、上帝、道德、美，要在这个初步分析成功之后才能得到解决（如果能解决的话）。“凡是我们不能说的，我们必须保持沉默。”这是《逻辑哲学论》中的著名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