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莫言张志忠
最早遇到莫言，是在107路电车上。一大早起来，便下了汽车换电车，赶往西直门招待所，去参加有关方面召开的一个小型的军事文学创作会议。电车上三个雄赳赳气昂昂的少壮派军人正在大侃文学，主侃的是一位眉清目秀、浑身透着机灵劲儿的少年才子——此先我已经研究过莫言的作品，又知道莫言也是与会者，又从他们的谈吐中猜出他们是军艺文学系的学员，我便在心中断定——这便是莫言，在作品中才气纵横的他，自然从头顶到脚后跟都透着聪明气、才子气方是。时为1985年冬，《透明的红萝卜》《金发婴儿》和《球状闪电》等问世不久。
说来罪过。开会时一介绍，方知我眼中的“莫言”是何继青，另一位军事文学新秀，其聪明和机灵不假，以当过侦察排长为证，现今仍在南国广州为“特区军旅文学”的繁荣爬方格；莫言呢，验明正身，乃是无法从他那自诩为“狞狰而白皙的长脸”上读出“红萝卜”的玲珑剔透、色泽斑斓来，恰恰相反，他那眯缝的细眼和手捧发言稿一二三四五地念他关于战争文学的条条框框的姿态，倒显得质朴乃至木讷。具体讲什么有些记不清，似乎是说他要写绝对主观的战争，但他那咬文嚼字的认真相给我以很深的印象。
是的，莫言是老实忠厚之人。上一年年底，《太原日报》的编辑小安到北京组稿，请几个青年作家吃饭。目标当然很明确，联络感情，拉一些稿子，但这种规格在今天已经很低很低，游山玩水办笔会，或者许以一笔奖金，都是司空见惯的。但莫言坐在那里却异常认真，主动地询问约稿情况和交稿时间，用市井语言说，就是自己给自己上套子。结果呢，小安人还未回到太原，莫言的稿件已经飞到他的办公桌上等着他了。
现在的学生难教，作家班的学生就更难教。晚上写作开夜车，早晨便做梦乡人，若是觉得老师讲得不中听，也可以让老师对着一排排空座位发呆。每逢这个时候，莫言就成了对付学生的一张牌，讲莫言当年在文学系读书从不迟到从不缺课却一点儿不耽误他成名成家，恰恰相反他是把所学用在所写上云云。我未曾目睹过莫言的这一段好时光，但却得到那些亲身经历其事的许多人的证实，而不是为了诱惑当今的夜游神改恶从善的口头文学。
莫言的规矩本分，我以为很大程度上是受其父亲管束的结果。他的父亲修身齐家，管教子女甚严，是否由此而及于治国平天下未可知，但却实实在在赢得乡村人的敬重，说他身上有“虎毛”，无言而自威。如果说，《爆炸》中父亲打已经成年的儿子的那惊天动地的一个巴掌，是“虎老雄风在”，仍然令儿子感到震慑，那么，《红高粱》中的“土匪种”父亲豆官，则被作家的叛父嘲父意识所支配——在现实中，父亲与儿子永远是成年人与孩子的关系，命里注定，不可抗拒；在报复的幻想中，却可以把父亲也还原为儿童，让他也出乖露丑，还被狗咬掉一只卵子，多么不堪其辱呵。
关于《红高粱》的这段话纯属我的臆测，现实中的莫言对父亲的深情爱戴却是切切实实的。那年秋天从家乡回京，他带着几分神秘感地讲起来：为了拍电影《红高粱》，张艺谋带着剧组到山东高密去，还投入资金种了几百亩高粱，可是，却偏偏遇上天旱，高粱长得蔫里蔫气，打不起精神来，撒了化肥，不下雨也白搭。莫言的父亲却充满自信地告诉他们，他已经给老天爷烧香了，必定有雨。果然，是夜大雨滂沱，第二天，那无边的高粱就都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