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农民。”莫言如是说。但是，当别人讲到他的农民意识时，他又难免怀疑这句话是否含有贬义。他有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招法。“你说我是农民意识，我还说你是小市民意识呢。”他还就此正儿八经地写过一篇短文，以攻为守。是的，“农民意识”一词，由于前些年总是在政治领域中流通，并且贬值，与狭隘、保守、目光短浅联系在一起，容易产生歧义，我在研究莫言的时候，则取农民文化一说：“他的生活之梦、文学之根、情感和想象自由腾飞的天地都在那高粱如血、棉花似雪的土地上，张扬着乡村和大自然孕育出的生命血性，也倾诉着现实生活中灰暗而凄凉的童年记忆，他的认知方式、价值观念、情感取向，都打上源远流长的农民文化的深刻印记，连他那奇异的艺术感觉和表述方式，在兼得福克纳、马尔克斯和川端康成之启悟的同时，都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这正是他在中国文坛得以独树一帜的根基之所在。”
对于乡村，他生于斯长于斯爱于斯恨于斯；对于城市，他只感到冷漠和恐惧。在想象的高粱地里杀人越货抢男霸女无所不为的莫言，早先连在大街上骑自行车的胆量都没有；后来被“逼上大街”——在北京生存，自行车是平民百姓最便利的交通工具——却又诉苦说，骑车被人撞倒还挨了一顿骂；现如今，自行车玩得转了，心灵呢，在他的一篇近作中，一位成年男子步行穿过交叉路口，弄不清交通规则和红绿灯是咋回事，战战兢兢，举步维艰，警察斥责，司机唾弃，路人追捕，愣是要定他“流氓行为”，把他挤对得精神失常变成猴子完事。你想想这是一种什么心态？
这种被伤害感被追捕感是弱小猎物自我保护的本能，那些山中王林中强天霸海霸的才不会有什么恐惧呢。《枯河》中被父亲、母亲和哥哥暴打的无助，《透明的红萝卜》中不堪劳动的重负的弱小，都是以可怜告人。但是，能从极端恶劣的环境下畸形成长，并终于用笔墨尽扫往日的阴霾，在纸上称王称霸，非得有些过人之处不可。生活的历练，书本的熏陶，民间文化的潜移默化，加上个人的坚韧意志，都是他登上文坛的必要条件。但话不能拣好听的说，在这纷繁万状的社会中，生存和发展非得有点儿尺蠖精神不可。莫言就讲过一些自己的故事：怎样审时度势，怎样哗众取宠，我曾经把这些故事玩味一番，不要独吞，在此把其中的一二奉诸读者共享，以便知道羊群里怎么会变出个骆驼来。
莫言入伍所在的连队里，战士们一个比一个积极，早晨起大早打扫卫生，抢了扫帚抢扁担，晚上踊跃靠近领导，汇报思想，接受教育。要和连长指导员黏在一起分不开。唯有莫言，既不起早，也不贪黑，不求脱颖而出，只要不显山不露水即可。何以然？莫言早已窥见其中利害：连长和指导员像斗架的公鸡，总在闹矛盾，多干活多汇报便难免被表扬，指导员表扬的连长就不买账，连长器重的指导员就挑出些毛病来，二虎相争两败俱伤，下边人也跟着遭殃，倒是莫言这样少出头露面、不惹人注意的容易留得住干得长。这是否也是做了一回得利的渔翁？
还有一件事就更滑稽。莫言在保定的一个教导队当教员的时候，还没有提干。为了能给上边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每天晚上睡觉都把他住的外屋的灯明晃晃地开着，自己却在里屋梦周公化蝴蝶。这倒不是说莫言懒惰，但人熬夜的精力毕竟比不过电灯，那些顶头上司又有不少属于“印象派”的，看见灯亮着就夸奖其勤奋学习精神可嘉。
莫言给我讲这些事情是在山东高密县招待所里，晚上乘车回京，本来讲好下午有人陪我到莫言的父母家去看一下的，但不知什么原因没有成行，使我不免有扫兴感。说不出莫言是否觉察到我的这种心情，但他一下午的娓娓而谈却使我觉得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在对作家个性的理解上增添了丰富的感性材料，在某些方面还印证了我凭依作品和他人的介绍对莫言性格的推测，获益匪浅。
比如说，莫言善解人意的一面，和这一席长谈中表现出的那种处世的智慧，或者如马克思所言“农民式的狡猾”，它是本能与经验的叠合而非老谋深算的策略，它是自为性的而不是以嘲弄生活和他人为目的的，生存和发展的异常艰难迫使他们聪明起来，开发自身的潜能，没有这种机智，就不会有今天的莫言。他的机智造成一种幽默感，但幽默之中又含有更多的苦涩和悲凉。还是在高密，有说到“文革笑话”，莫言也讲了一段：收购优种长毛兔，要带着母兔一起去，以证明其是纯种的。一老农便带着要卖的兔子和母兔子到收购站。收购者问：“你这兔都没有病吧？”答曰：“大的万寿无疆，小的身体健康。”
妙语惊四座，我们哄堂大笑。笑毕，莫言补充说，这个老头当时便被活活打死。众皆无言，哑然良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