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9日又是一个多事的日子。这一天，慈禧太后在荣禄的恳求下，从颐和园回到了紫禁城。就在同一天，董福祥所部的甘军也奉命调入北京，这对公使们来说可不是个好消息，因为他们知道甘军一贯仇洋，1898年使馆卫队入京就是这个原因。据使馆人员的观察，在慈禧太后回到紫禁城的当天，清军士兵开始在大街上执勤站岗，北京的气氛也开始变得紧张起来。事实上，清廷的这个举措可能是为了防范拳民以维持北京的秩序，但在公使们的眼中却认为是一场针对外国人的大屠杀预谋的开始，足见中外双方当时的误解之深。
公使们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猜想，可能与当天发生的另外一件事相关。在这一天，义和拳焚烧了英国公使馆在北京城外的赛马场，一些正在那里的使馆中文实习生也遭到了攻击。这个事件对公使们的心理冲击很大，因为这意味着外交特权遭到了藐视和侵犯，而清廷对此似乎又无所作为。消息传到使馆后，公使们一个个怒火中烧---因为这一次已经不是针对传教士和普通外国人的侮辱和攻击，而是实实在在的侵犯到了他们的实际利益。在当时的使馆人员看来，北京是一个令人乏味的城市，唯有赛马和暑期前往西山度假才是他们摆脱这里的最佳消遣方式。由此，公使们一下就冲动了起来，正如史学家弗莱明半认真半开玩笑说的：“公使们最终觉醒过来，开始采取行动了。其原因不过是英国文化象征---赛马场被焚。”
就是6月9日的当晚，英国公使窦纳乐发电报通知英国驻天津领事杜士兰和大沽口洋面上的英国海军司令官西摩尔中将，通知他们做好进军北京的准备。由于5月下旬后局势的持续恶化，来到大沽口外的外国军舰已经达到十数艘。与此同时，美国公使康格也给他们的军舰发出了同样的电报。
第二天（6月10日），慈禧太后以处理洋兵入京事件中态度“暧昧不明”为由将总理衙门大臣廖寿恒罢免，而派端郡王载漪兼管总理衙门，礼部尚书启秀、工部尚书溥兴、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那桐为总理衙门大臣上行走。由此，总理衙门便形成了端郡王载漪与庆亲王奕劻的“双王”领导体制，但在当时的形势下，仇洋的载漪一派显然更加的咄咄逼人。事实上，这次总理衙门大臣的调整，也说明了守旧仇洋势力在清廷中开始占据上风。
事实上，在庚子年前的一两年中，清廷、洋人和义和拳三者之间存在着极为微妙的不对称关系。从头到尾，洋人对拳民都是采取仇视态度并强烈要求清廷进行剿杀，他们丝毫不考虑当时清廷的困境：那就是在甲午新败、外患日益加重的情况下，清廷需要收拾民心，而列强咄咄逼人的态度只会伤及清廷仅存的一点民族自尊。作为结果，列强的强蛮态度只能使得清廷中的守旧势力进一步向仇洋转化，譬如清廷改组总理衙门即与使馆卫队进京就有着莫大的关系。对此，那些不谙中国国情的外国公使们是应该对事态的扩大化负责的。更为可笑的是，当时的外交官中甚至没有一个人见过“太子党’的领袖端王载漪，他们对这个在庚子年后突然显赫的人物大都知之甚少。
对于义和拳，清廷始终是将之视为一个变量甚至是一个工具来看待。大体上来说，清廷基本是遵循十六字方针，那就是“持平办理，调和民教；化大为小，化有为无”。保持统治的稳定和秩序是清廷考虑的首要目标，而列强要求的“一意进剿”并不是清廷所希望的。事实上，列强的强蛮态度对清廷对义和拳的决策起到了一个糟糕的反作用：本该强力进剿的时候，清廷却因为是列强的要求反以姑息缓和的态度处理，这也反衬出清廷极力表现出不为列强所控制的心态。事实上，当这些守旧大臣与载漪为首的“太子党”结合时，载漪等人的私心更是使得朝政进一步非理性化，并在事态的失控化中起到了极为恶劣的作用。
列强的干扰使得守旧派的进一步得势，对待义和拳的政策也逐渐偏离了理性的轨道，这使得义和拳一发而不可收拾，最终使得中外双方都陷入了困境。事后很多人都认为，如果在1900年春采取决断措施的话，义和拳本不会发展到难以控制的地步，但因为与外国公使团的外交冷战，反使得清廷错过这个最好时机。等到了5月下旬后，局势已经失去控制，清廷此时“欲剿不能，欲抚无方”，尾大不掉，祸起肘腋，而义和拳的野蛮排外活动在清廷无力控制的情况下，外国的干涉也就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