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性的伏笔
这本书是从安庆开始的。不是因它的开端意义，而是它失败的价值。在曾国藩以军械所为基点经营安庆时，帝国仍在现代化的黎明前彻夜踟蹰。国人无法理解现代城市的含义，就像误以为坚船利炮就是西方文明的全部菁华一样。安庆的昙花一现，暗示着中国传统的城市理念与西方现代城市逻辑之间难以弥合的裂隙。在城市世纪的门槛边，先行者安庆没能迈出的决定性一步，同样在未来诱惑并考验着它的后来者。这个悲剧性的伏笔，敦告着中国人该如何善待他人的历史，甄选自己的道路。
我仍然记得一些夸张的画面。大约在20年前，我在一本学生杂志里第一次见到曾国藩的名字。短文旁边配着一幅简笔画，说的是曾国藩又被太平军逼得走投无路，又一次假惺惺地扬言要跳河自尽，两个幕僚死命拖住他肥胖的身躯。这个被篡改过的故事，把"桐城派"最后的宗师塑造成一个无知又胆小的小丑。那时已是1990年代，曾国藩仍被视为封建卫道士，惨无人道地镇压正义的农民起义，阶级斗争的观念仍然根深蒂固，连学生读物也未能幸免。当然，也没有人像鲁迅那样喊一声"救救孩子"。它们就那么轻易地涂抹了一代人的历史观。
许多年后，我在图书馆泛滥着霉味的空气中寻找曾国藩的名字，色彩晦暗的《曾文正公家书》和《曾文正公著述八种》早被藏之深阁，各种光鲜华美甚至烫金的曾国藩新解，则占满了书架，一排排望不到边际。曾经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曾文正公，已经被奉为管理学巨匠，他的那些遭到断章取义的家书，被视作企业家必读宝典。经过商业化和娱乐化两轮冲击，我们时代的历史观终于从一个极端滑到另一个极端。我们对历史的无知，源于惰怠，源于媚俗，源于恐惧，源于傲慢。
一百多年前，曾国藩的遗像曾远渡重洋，挂到美国哈特福德的中国留学事务所里。那些拖着辫子试图救亡图存的中国留学生们，每次见到这位在墙上沉默冥思的老人，都会在心中反刍一遍：是谁给了自己这个开眼看世界的机会。6 那时的曾国藩，是作为一个引路人、而不是作为一个笨拙的统帅或者圆滑的官僚而被铭记与感怀的。通过这本书，我也希望寻找那些业已消匿的踪迹--是谁在黑暗里提灯夜行，将迷失中的帝国引到现代世界虚掩的大门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