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想象与现代中国
从天下到城市
“不管中国人拥有什么样的才能，也肯定与建造城市无关。”美国传教士麦高温（John Macgowan）在1860年来到中国，并在这里生活了长达50年。他发现，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度，既缺少建造城市的热忱，更匮乏规划城市的方法。多年以后，汉学家牟复礼（Frederick W. Mote）表达了同样的困惑：“中国人从没有感到要创建一座能表达和体现他们的城市理想的大城市的冲动。”他们的判断，既深刻，又偏颇。千年以降，中国人始终在坐谈“国家”、“天下”，与这些宏大空洞的命题相比，“城市”这个概念过于精细，以致到晚清民国时，当中国人试图在城市的拱梁上建构国家复兴的理想时，真如同让一个习惯于塑造巨型纪念碑的建筑师到米粒上雕刻宫殿，一时竟无从措手。但是，中国历史上其实不乏规模庞大、形制兼备的城市，甚至在宋朝和明朝也一度出现过西方意义上的现代城市的萌芽。只不过，中国的城市理念迥异于西方。中国的城市，不是围绕教堂或者广场辐射出来的，这个国家拒斥广场式的民意；中国的城市，是从城墙开始的——无论是为一座城市选址，还是分割其内部的格局，首要考虑的往往不是宜居，而是如何凸显统治的权威，对外可以应对军事冲击，对内便于社会管理；因此，大多数时候，当一片市镇外围开始出现城墙，这才意味？着它作为城市的地位终于获得认可。这种境遇，即便是有“天堂”之誉的苏杭也未能幸免。城墙将风景与生活截然分开，城外是中国人向往的桃花源，城内则是被各种复杂“关系”困缚的礼教世界。问题在于，从晚清到民国，天下已不复当日的天下，城市也不复从前的城市。无论中国人怎样抗拒，他们所认定的世界中心都已经发生位移。“天下”已经从九州、五湖、四海，变成了张之洞的“亚欧”、袁世凯的“东西两洋，欧亚两洲”、梁启超的“环球”、胡适的“绕太阳的地球”。1
中央帝国一夕之间沦为海中孤屿，面对四伏的危机，无从招架。如果按照传统逻辑，当人们在现世找不到出路，往往会寻求上古的案例，以启迪当下的行动。晚清以降，这一逻辑却遭到无情的颠覆。从前都是异国的使节们竞相模仿中国的步法，现在这个偌大而衰老的帝国却要开始重新蹒跚学步，沦为一个虔诚而笨拙的模仿者。从向过去寻找答案，到向外界寻找答案；从反求诸己，到问道于人——自闭的文化观念最终走向末路，到容闳的时代，中国人开始相信，“借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必可使此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2
锻造“少年新中国”，不仅需要萃取西方之火，熔铸东方之刃，更需要一座合适的熔炉，来安放复兴的理想。然而，国家积弱不堪，历朝秉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虽然仍在艰难地开展，却常常显得力不从心。与此同时，封疆大吏、军人和士绅们却发现，城市可以成为寄托现代化理想的绝佳容器，城市的物质基础、文化密度，以及多元化的思想观念，都更有助于现代化进程的提速。于是，变革的星火从局部萌动，在城市中，中国人开始了构造“少年新中国”的努力。这些努力带来了颠覆性的结果，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在《观察中国》中写道：“受现代变革压迫的中国文化比起历史上别的文化是最独特、鲜明和古老的，也是最自给自足、平衡和庞大的。因此，中国在过去150年中间断发生的周期性革命，是历史所需的最深刻和最大规模的社会变革。”3
这场“最深刻和最大规模的社会变革”，得益于？城市的助力，也转而深深地影响着城市的风貌和日常的生活。由长安、洛阳、汴梁、杭州、金陵、北京历经千年架构起来的城市参照体系，最终土崩瓦解；由班固、张衡、左思和张择端、仇英、徐扬们为中国的传奇都会编织起来的绵密意象，同样敌不过西方城市的当头一击。4
从前，当中国人试图称赞一座城市，会称它为“小南京”、“小苏州”、“小西京”；后来，无数以“东方的”为前缀的新兴城市却在这片黄土地上不断涌现，“东方的巴黎”、“东方的伦敦”、“东方的莫斯科”、“东方的芝加哥”、“东方的威尼斯”、“东方的蒙地卡罗”……从中心滑向边缘的过程，最终毁灭了帝国，却缔造了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