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在正视现代社会转型及其道德影响的时候，我们还必须特别注意现代中国的特殊道德语境。100多年来，我们经历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为严峻和复杂的社会转变，从走出封建社会，到摆脱半殖民境况，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从被动落后的近代走向日益强盛的现代，以及从一种“不断斗争”、“不断革命”的动荡状态，走向日益法制化、秩序化的建设时代，我们的道德文化和价值观念如同我们的民族和社会生活一样，经历了太多的变动、磨砺和挑战，甚至是灾难我们经历了卑鄙与高尚不分的道德黑暗，也不幸制造了误残亲友的伦理悲剧，更经受了缺少基本社会信用和人格信用所带来的巨大损失和痛苦。这一切都曾经是我们和我们这个社会不可消弭的不良道德印记。时至今日，我们终于明白了道德之于我们这个社会、我们的社会生活和我们每一个人自身的真正意义。道德回到了你我心中。
的确，在现代社会里，道德越来越依赖于人的自觉、自律和自为。一方面，现代社会的道德伦理有着益发明显的社会公共普遍化规范特征。但是，这并不意味现代规范伦理仅仅具有一种单向度的社会道义约束力，恰恰相反，它在另一方面对现代个人、尤其是对作为公共社会之成员的现代公民提出了更髙的主体性要求。也就是说，它越来越有赖于现代公民个体的道德自主行为，因此也对公民道德的自我修养产生了更高的道义要求和目的期待。
当我们说现代社会伦理因社会公共化和法制秩序化程度的提升而具有了更为普遍和确定的规范约束性时，并不是说现代人只需要被动地服膺社会公共伦理规范便可万事大吉。不是这样！现代社会的伦理秩序与规范建立在自由、平等和公正的价值基础上，这恰恰意味着，它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公民个体的道德参与和价值认同（否则它就与权威主义道德没有区别，也就不可能产生真正普遍的道德效力）；更需要公民自身在丰富多样的道德价值中作出独立的选择，并为自己的自由选择承担相应的伦理责任；更需要公民在复杂的社会生活环境中，意识、确立和独自追求自己的生活目标，实现自身的价值。必须明白，现代社会既是一个秩序化的公共社会，也是一个开放竞争的自由社会。在这里，不存在永久可靠的伦理依赖，只有需要付出道德责任承诺的道义约束；不存在天然赋予的道德资源和伦理优势（如同传统社会的伦理长辈或政治权威那样），只有靠自身的道德资源积累才能使自己获得现代社会所必需的道德资本。况且，任何社会伦理规范首先也是公民共同创建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