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言之，社会心理学被定义为对社会影响进行的科学研究。通过重点研究人类社会行为的主要根源，就能对社会影响有更好的理解。你也许会问，我们为什么首先要了解社会影响，谁在乎呢？一个人的行为是出于准确了解状况的需求，还是出于维护自尊的需求，会有多大差别呢？
这个问题有许多答案。最基本的答案很简单：因为我们好奇。社会心理学家对人类的社会行为非常着迷，并且想要在尽可能深的层次上了解它。在某种意义上，我们都是社会心理学家。我们都生活在社会环境里，而且对于我们如何受影响、如何影响别人、为何与某人坠入爱河、为何讨厌一些人以及为何对别人漠不关心等问题，都想有更多的了解。
许多社会心理学家研究社会行为起因的另一个原因，就是要找出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社会心理学家在学科形成之初，就对社会面临的挑战非常热衷，譬如减少暴力与偏见，增加利他行为与包容。当代社会心理学家继承了这项传统，并且拓展了关注的问题，包括说服人们保护水、能源等自然资源（Dickerson，Thibodeau，Aronson，& Miller，1992），教育人们进行更安全的性生活，以减少艾滋病的散播（Aronson，1997，1998 ；Stone，1994），了解电视暴力与观看者的行为之间的关系（Eron，1996），发展减少国际冲突的有效协商策略（Kelman，1997；Ross，2004），找到减少种族偏见的途径（Aronson & Patnoe，1997），以及减少高中少数群体学生辍学率（Aronson，in press）。
如果我们有能力理解和解释复杂和失调的社会行为，那么我们也就面临着改变这些情况的挑战。举个例子，当我们的政府开始正视艾滋病传染时，他们开展了大量的要求人们进行更安全性行为的恐吓性广告活动。这似乎符合常识：如果你要人们去做他们通常不愿意做的事，为何不把他们吓得魂不附体？
这当然不是一个笨主意。就像我们将在后续章节中讨论的，对许多失调行为（譬如抽烟、酒后驾车）而言，引起恐惧确实能够促使人们采取理性的适当行为以维护他们的健康（Aronson，2009；Levy-Leboyer，1988；Wilson，Purdon，& Wallston，1988）。但是基于数年来对说服的系统性研究，社会心理学家很快认识到，在艾滋病这种特定的情况下，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引起恐惧无法对大多数人产生预期的效果。相当多的研究证据显示，一旦涉及性行为，情况就变得更为复杂难辨。更明确地说，大多数人在准备进行性行为时，并不愿意去考虑死亡或感染可怕的疾病这些问题。因为这些想法至少会破坏浪漫的气氛。另外，许多人并不喜欢使用避孕套，因为他们觉得中断性行为去戴上避孕套，肯定会破坏心情。考虑到这些，当人们接到吓人的资讯时，许多人倾向于以否认来减轻恐惧（“这不会发生在我的身上”、“我的朋友当中没有人患艾滋病”等），而不是做出能解决问题的合理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