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从一开始就对袁世凯抱有希望。他很清楚，现在中国这个局面，只有借助袁世凯的力量才能实现其政治理想。但是他没有深究，袁世凯是否能够并且愿意为了其政治理想而放弃自己的权力欲望。所以他颇为乐观地说，如果袁世凯能够与他推心握手，天下事是大有可为的，他也真心实意地为袁世凯出谋划策。2月23日，梁启超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给袁世凯，其中谈到财政和政党问题，对袁世凯来说，这些都是关系他今后能否“始终其功名”的大问题。梁启超告诉他：“今大事既定，人心厌乱，虽有殷顽，未从窃发，即一二拥兵自重者，其植基亦甚薄，不足以撼中央之威重。故军事上险艰，殆无复可虑。”但政府财政却陷入了越来越严重的危机，“旧朝税强半应归裁汰，而新税源复无成算”，财政收入几乎走到绝境，政费、军费开支却刻不容缓，而且有增无减。所以他说：“以今日而理中国之财，虽管仲刘晏复生，亦不能不乞灵于外债。”他甚至认为：“今日中国非借十万万以上之外债，不足以资建设。”但是他提醒政府，如果没有一个好的经济财政政策，不仅借不到款，即使借到款，用得不好，也会给国家种下新的祸根。他说：“借债而能善用之，固救国之圣药，而不能善用之，即亡国之祸根。”又说：“是故，借债而不得，固不免为今之波斯，借债而即得，又安见不为昔之埃及。”因此他指出，新政府成立以后，应该制定一个“有系统的财政计画”，并尽快“昭示于天下”。这样才能避免列强干涉财政的噩梦变为现实。他原则给出了新的经济财政政策，即“合租税政策、银行政策、公债政策冶为一炉，消息于国民生计之微，而善导之，利用之，庶几有济”。（《梁启超年谱长编》，615616页）
应该说，这是梁启超积十年研究所得提出来的富有建设性的意见。据说，两年前，他就针对中国财政改革问题，写过十万字的意见书，托人呈送给载泽，人家读没读尚且不知，采纳就更谈不到了。我们看《饮冰室合集·文集》中所收，宣统二年（1910年），大部分为研究财经问题的文章和著作，计二十七篇，一二百万字，外债问题、发行公债问题、税收问题、币制问题、政府预算与财政经费问题、地方财政与中央财政的关系问题，他都有过深入的思考和研究。袁世凯倒是很看重他的意见，称赞他“于此道研究入微，一时无两”，希望他能“发挥新箸，俾有方针”。（同上，619～620页）梁启超也很用力，1912年6月，就写成了《财政问题商榷书》，由共和建设讨论会付印发表。（这篇文章没有收入《饮冰室合集》，后被夏晓虹先生辑入《饮冰室合集·集外文》，题为《财政问题商榷书初编》。其中乙编《偿还外债计画意见书》，即1910年所作《偿还国债意见书》，已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一。）在这篇文章里，梁启超详细论述了他的经济财政政策，其核心就是重建国家信用。他的办法是创办中央银行与国民银行，由银行发行钞币（今纸币）。而钞币与国家财政发生关系，就在于保证准备。当时，国际上通行的是金本位制，银行发行的钞币与其黄金储备必须是一致的。持有银行发行的钞币的人，随时可以到银行换成现金。这个现金不是现在的纸币，而是货真价实的金币。这种兑换制度的确立，使得政府在财政上得到数万万元内债成为可能。也就是说，银行发行一元钞币，就等于向公众借得一元债务，而且是一种不付利息，永无偿还期限的债务。不过，“虽债主不遽索债，然安可不常思所以应之者？故必有同量之资产或债权与之相消，然后信用乃得孚”。这就要求“银行不可不别有债权以为此种债务之保证也，于是由国家发行公债，而银行引受之。银行一面对于公众为债务者，一面对于国家为债权者”。既然如此，币制一定要统一。中国当时还很落后，不仅没有本位货币，银元、银两混用，所含纯银的分量即成色亦不一样，而且，纸币和铜钱仍在流通。要使这些旧钞币退出流通，在一定期限内悉数换成新钞币，那么，“非吸集现款，无以厚兑换之基础而固其信用也，故宜将所借得之外债，存入中央银行以资其凭藉。对外汇兑现款流出，则兑换之基础摇，故宜储钜（巨）款于外国银行以调节之。外债之为用，专在此两者而已”。（《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下册，1310～131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