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不反对借外债，他只反对盲目借债和滥用外债。他曾举俄国度相槐特的例子，面对濒临破产之俄国政府，槐特也只能借外债。但他“思虑缜密，规模远大”，所以，“不数年而苏甦之”。（《梁启超年谱长编》，616页）就连袁世凯也曾经感叹：“安得如俄相槐特者而任之。”（同上，619页）可是，中国不仅没有槐特这样的官员，即使有，在民国初年那种情形之下恐怕也很难发挥作用。由于列强在华势力牢牢掌控着借款的主动权，在这里，贷款完全是政治性的，他们借款给袁世凯，只是希望帮助他稳定政局，绝不可能让中国政府用借款来发展经济，实现民族独立。唐绍仪试图利用外国银行之间的竞争，争取条件更加优惠的借款，结果以失败告终，自己却落得辞去国务总理的下场。接替他与六国银行团谈判的财政总长熊希龄，也很快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由于他在与银行团签下三百万两银子垫款合同的同时，还签订了《监视开支暂时垫款章程》，竟在国内掀起了轩然大波。他的行为也被南方革命党人谴责为“卖国”。本来，他签下的这笔借款将主要作为黄兴在南京留守处遣散军队和发放军饷的费用，现在，为了这笔钱，竟然要在财政部附近设立核计处，不仅监督中国的财政，还要监督中国的军队，这是黄兴所不能接受的。他要求参议院责令熊希龄废除这个条约，并建议发行不兑换券，实行国民捐，以解决财政困难。
梁启超看到了国内舆论有反对借外债的倾向，他也认为，外国资本团乘我之危，提出监督财兵的条件要挟我国，是一种横暴的强盗行为，“所深为痛心疾首也”。但他又说：“熟鉴国内情形，苟非暂假外资以为母财，则虽有万全之计画，亦无从着手。”（《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下册，1323页）他指出：“抑我国民非必有所恶于外资也，恶夫缘外资而醸（酿）监督财政之恶果而已。然以现政府之漫无计画，而挥霍之跡历然，则人之不我信，毋亦我自取之耶？”（同上，1308页）所以他说：“此吾党所以不敢漫为无责任之言，侈谈拒债以迎合舆论也。”（同上，1323页）至于国民捐、强迫公债、不换纸币这三个办法，在他看来，稍有责任心的政治家是提不出来的。
首先，国民捐是不能强迫的，否则，和强迫收税有什么区别？虽说这个捐“专诉诸国民之爱国心”，但在民穷财尽之时，爱国心所能发挥的作用怕也有限。其次说到强迫公债，他认为，如果“不根据生计上之原则，不应用财政上之学理”，得不到任何效果，操之过急还可能激起民变。于是他指出：“夫国民捐与强迫公债，皆空想而断不能收效，固无论；假使遂能实行，而其影响于国民生计者何如，又不可不熟虑也。吸集全国之游资，以供国家行政之消费，民复何所赖以从事生产者？民业既悴，税源亦涸，即国家又何利焉？”这其实就是竭泽而渔的做法。至于不换纸币，梁启超认为，作为财政的非常手段，在国家危急关头，冒险行之，不是不可以。但毕竟有一个纸币滥发过度的问题，谁能保证现政府具有自我约束的能力和诚意？“非直吾党所不敢保证，恐亦国民全体所不敢保证也。”（同上，1324页）为了进一步阐述这个问题，他还撰写了《吾党对于不换纸币之意见》一文，对于不换纸币所以不能骤然实行的原因，以及强制施行可能带来的危险和弊端，都进行了深入的讨论。虽然他一再强调，应该实行他所提出的一整套经济财政改革方案，但历史没有给他留下机会，无论从主观方面，还是从客观方面，我们也看不到一丝希望。
梁启超在信中与袁世凯讨论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政党的问题。这也是新政府成立以来最为各界所关注的问题。梁启超告诉袁世凯，组建一个自己的党，在当今是一件非常迫切的事。因为，“既以共和为政体，则非有多数舆论之拥护，不能成为有力之政治家”；而且，“善为政者，必暗中为舆论之主，而表面自居舆论之仆”。（《梁启超年谱长编》，617页）他是希望袁世凯实行开明专制的，但开明专制与服从舆论，毕竟有相互矛盾的地方。而所谓开明专制，就是要在专制的同时服从舆论，这就必须要拉拢那些政治上的活跃分子，结成一党，为自己服务。他为袁世凯分析了目前活跃在政坛上的这些人，哪些是可以依靠的，哪些则必须加以防范。他说：
今国中出没于政界人士，可略分三派：一曰旧官僚派，二曰旧立宪派，三曰旧革命派。旧官僚派公之所素抚循也，除阘冗佥壬决当淘汰外，其余佳士大率富于经验，宜为行政部之中坚，以入立法部，使竞胜于言论，殊非用其所长？夫以我公之位置运用行政部，非所忧也，最当措意者，思所以博同情于立法部而已。此其道固不可不求诸旧官僚派以外。旧革命派自今以往，当分为二，其纯属感情用事者，殆始终不能与我公合并，他日政府稍行整齐严肃之政，则诋议纷起；但此派人之性质，只宜于破坏，不宜于建设，其在政治上之活动，必不能得势力，其人数之多寡，消长无常，然虽极多，终不能结为有秩序之政党。政府所以对待彼辈者，不可威压之，威压之则反激，而其焰必大张；又不可阿顺之，阿顺之则长骄，而其焰亦大张；惟有利用健全之大党，使为公正之党争，彼自归于劣败，不足为梗也。健全之大党，则必求之旧立宪党，与旧革命党中之有政治思想者矣。虽然，即此两派人中，流品亦至不齐，有出于热诚死生以之者，有善趋风气随声附和者。善趋风气之人，不能以其圆滑而谓为无用也，政党道贵广大，岂能限以奇节，先后疏附，端赖此辈，多多益办，何嫌何疑。然欲植固党基，则必以热诚之士为中坚，若能使此辈心悦诚服，则尽瘁御侮，其势莫之以抗；若失其心而使之立于敌位，则不能以其无拳无勇也而易视之，虽匹夫可以使政府旰食矣。（同上，617～61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