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自戊申（1908年）以来，倒袁就成为康梁的主要目标。康有为在写给梁启超和麦孟华的信中说：“今先其大者，自以倒劭（指袁世凯）为先。”（同上，449页）他们所担心的是，如果袁世凯在朝中掌权，那么，开放党禁将遥遥无期，他们也就不可能结束海外流亡生活，回国参加正在蓬勃兴起的立宪运动，从而丧失与其他政治力量竞争的机会。事实证明，他们的担心是有道理的。时隔不久，问题就发生了。梁启超推动创建的政闻社于年初迁回上海，并在国内发起了声势浩大的要求速开国会的请愿运动。慈禧虽然迫于形势压力宣布预备立宪，但实际上并无改革的诚意，一旦威胁到自己和满洲贵族的权利，她就要出手打压，绝不手软。所以，六七月间，清政府借口政闻社社员、法部主事陈景仁发电攻击考察宪政大臣于式枚，下令查禁了政闻社。在这件事上，袁世凯又做得不够光明磊落。庚子（1900年）事变之后，他一直想为自己争得一点维新、进步的名声，对立宪、改革也表现得很积极。但他有他的打算，他的出发点只是保住自己的权势，限制满洲权贵的权势。他并不希望真的实行国会制度，更不希望康梁回国，成为他的竞争对手。于是，他告诉慈禧，政闻社背后是梁启超在主持，他才是政闻社的发起人。慈禧闻其言而大怒，才有了将陈景仁革职、查禁政闻社两道上谕。这件事更加深了梁启超对袁世凯的仇恨。
庚戌年（1910年）夏秋间，国内立宪派发起一场开放党禁运动。所谓开放党禁，主要是指赦免康有为、梁启超等戊戌党人，但也兼及孙中山等革命党。当时，康、梁采取了多管齐下的策略，潘之博、麦孟华、长寿卿负责运动载涛、载洵、善耆等几个王公权贵，徐佛苏、黄与之、侯延爽负责运动国会请愿代表，罗杰、方还二人在资政院提出议案，御史赵熙、温世霖等人也相继上奏。（《梁启超年谱长编》，515页）但经过各方面几个月的努力，他们并未得到预想的结果。何擎一宣统三年（1911年）一月十九日给梁启超的一封信总结了几个方面的原因：“顷宪子（伍庄，字宪子）自都来，言反对吾党者甚多，单刀直入，以金钱运动宫闱及老吉者，土头也；造谣惑众，肆口乱骂者，革党也；阳甚赞成，而阴施其鬼鬼祟祟之手段者，章、陈、陆诸人也；不见其反对之迹，而人言其甚为反对者，郑（孝胥）、汤（寿潜）、张（謇）三名士也；之数党者，互为利用，务达其目的而后已，最为可畏。日前周公（指载沣）向龙寓（指隆裕太后）提议此事，答曰：非此二人（指康梁），先帝何至十年受苦？此言必有所受之也。”（同上，528页）这里特别提到了袁世凯“以金钱运动宫闱及老吉”，虽说他早已被清廷罢斥，免去了一切职务，息影于彰德洹水（安阳河），做出一种“洹上垂钓”的假象，其实，他一直通过徐世昌等人，暗中窥测朝廷的动向，干涉朝政。所以，开放党禁运动一发生，就遭到了他的阻挠。何擎一信中提到的“土头”，就是袁世凯，而他以金钱运动的人，第一个就是庆亲王奕劻，所谓老吉者是也。
所以，作为倒袁第一线的领导者，梁启超负责组织、协调各方面力量。他们的策略是，首先离间袁世凯与庆亲王奕劻，袁、庆的关系举世皆知，而权贵中痛恨袁世凯的，也就是与奕劻争夺权力的那伙人，其中以载泽最坚决。当时甚至流传着“载泽的失败，往往就是载沣的失败，奕劻的胜利，则意味着洹上垂钓的袁世凯的胜利”的说法。（《我的前半生》，22页）这也说明，离间袁、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他们又寄希望于载泽、善耆、端方、铁良这样一些权贵中的少壮派，利用他们担心袁世凯权力过大的心理，以为“能联二邸三相以行间，计必可成”。而且，他们特别看重载泽，“闻泽公颇厚重有魄力”。（《梁启超年谱长编》，444～445页）
其实，对于袁世凯与奕劻的关系，慈禧亦很担忧。虽然自戊戌政变以来，袁世凯由直隶按察使一直做到直隶总督、外务部尚书，恩遇之隆，汉族大臣中过去只有曾、胡、左、李可以比拟，但慈禧对于这个执掌北洋新军大权的汉人并不放心，特别是在听说袁世凯给贪财如命的奕劻大量送银子后，更提高了警惕。所以，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清政府撤销了袁世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职，内调他为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这样的安排，表面上他是升官了，地位更高了，实际上是被解除了兵权。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讲到后来的情形，他说：“对他（指摄政王载沣）来说，最根本的失败是没有能除掉袁世凯。有一个传说，光绪临终时向摄政王托付过心事，并且留下了‘杀袁世凯’四字朱谕。据我所知，这场兄弟会见是没有的。摄政王要杀袁世凯为兄报仇虽确有其事，但是被奕劻为首的一班军机大臣给拦阻住了。详情无从得知，只知道最让父亲泄气的是奕劻的一番话：‘杀袁世凯不难，不过北洋军如果造起反来怎么办？’结果是隆裕太后听从了张之洞等人的主意，叫袁世凯回家去养‘足疾’，把他放走了。”（《我的前半生》，21页）
尽管袁世凯没有丢掉性命，仅仅被罢斥开缺，已足以鼓舞海外维新派的士气。但说到底，他们在这件事上的作用并不大。溥仪有一段话说得很好：“那时有人极力保护袁世凯，也有人企图消灭袁世凯，给我父亲出谋划策的也大有人在。袁世凯在戊戌后虽然用大量银子到处送礼拉拢，但毕竟还有用银子消除不了的敌对势力。这些敌对势力，并不全是过去的维新派和帝党人物，其中有和奕劻争地位的，有不把所有兵权拿到手誓不甘休的，也有为了其他目的而把希望寄托在倒袁上面的。因此，杀袁世凯和保袁世凯的问题，早已不是什么维新与守旧、帝党与后党之争，也不是什么满汉显贵之争了，而是这一伙亲贵显要和那一伙亲贵显要间的夺权之争。”梁启超他们只是从中捡了个便宜。（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