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1874-1931），原名承瓒，字晳子，后改名度，另有别号虎公、虎禅， 又号虎禅师、虎头陀、释虎，湖南湘潭姜畲石塘村人。他曾师从一代名儒王闿运，
1894 年甲午科中举，像谭嗣同、唐才常一样，也是当年名动三湘的青年才俊。
少年意气，时务学堂初较量
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即戊戌变法那一年，正月二十二日，杨度辞别母亲， 登舟赴京，准备参加戊戌年的科举考试。二十三日，行至省城长沙，船就停泊在城外， 他入城去拜见老师王闿运。不巧，老师到衡州去了。闲谈中，他向朋友打听省城中 现有哪些知名人士，大家都提到了梁启超，说他是康有为的大弟子，正主讲于时务 学堂。当时，梁启超的大名在长沙城里叫得很响，不敢说家喻户晓，至少读书人是 言必及之。
杨度只小梁启超一岁，他自恃有才，并不把梁启超放在眼里。而且，在他看来， 梁启超的老师康有为曾问学于廖平，而廖平又是王闿运在四川尊经学院讲学时所收 的学生，由此论之，康有为算是他的师侄。而这样一论，梁启超就比他小了整整两辈儿。杨度也是年轻气盛，他对梁启超少年得志，借报纸赢得大名，很不服气。那天， 他只身前往时务学堂，一定要会会这个在社会上叱咤风云的广东才子。
当时，梁启超正在时务学堂给学生们讲《孟子》，他要求学生从《孟子》所谓"民贵君轻"的思想中，领会关于民权、民主的微言大义，以此作为反对君主专制的思 想武器，为变法维新、强国保种，乃至天下大同张目。杨度的到来，打断了他和学 生之间的讨论。他有什么反应，我们已不得而知，只有《杨度日记》记载了当时的 情形。
他首先对梁启超讳言康有为曾问学于廖平，而廖平曾求学于王闿运大为不满， 以为他"欲张其门面以骗馆地耳"（《杨度日记（1896-1900）》，78 页），指责他有 自立门户，招摇撞骗的嫌疑。
其次，他认为，先讲《孟子》后讲《春秋》，次序是不对的。这是因为，他的 老师王闿运治学之初是由《仪礼》进而研究《春秋》，《春秋》的地位高于《孟子》。但是，康有为视《周礼》为伪书，专讲《春秋公羊传》，以为周文王、周武王的传 统到周公就断绝了，孔子著《春秋》就是延续这个传统，所以，一切仁政皆本于《春秋》，而《春秋》的意义就在于"损益百王，斟酌三代，垂制立法，以教万世"。（《饮冰 室合集·文集》之三，15 页）这是孟子的观点，也是康有为讲经今文学不同于王闿 运之处。杨度不理解梁启超为什么主张学生读书要先读《孟子》，后读《春秋》。其实， 在梁启超看来，读书立志是第一位的，这也是以程朱为代表的宋儒教育学生的入手 处。在这里，所谓立志，就是立孟子之志，只有立下一个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 其谁的志向，你才能真正理解《春秋》的大义，才能成为《春秋》大义的实践者与 捍卫者。这与杨度从老师王闿运那里得到的帝王之学、纵横之术是不同的，孟子的 平治天下，讲的是天下大同，民贵君轻，不是帝王的统治权术。
其三，杨度反对把《孟子》说得这么重要。在他看来，由于宋儒喜欢讲心性， 才拔高了《孟子》的地位。他说，孟子生当乱世却没能发挥拨乱反正的作用。那个时候， 整个天下都在打仗，你争我夺，孟子却空谈什么"五亩之宅"，一点实际意义都没有。 何况，孔子说"性近习远"，"孟氏则曰性善。孺子入井，见者恻隐，习也，非性也， 孺子乍见孺子，必无此矣。故《孟子》一书，宋儒所宗，一语可以拨倒，又不足以 挟持也。"（《杨度日记（1896-1900）》，78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