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说到这场论战的胜败，严格说来，不是论战本身的问题，而是中国社会矛 盾发展使然。梁启超在《现政府与革命党》一文中对这个问题有过极为精彩的论述， 他说 ："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 场也。"最初看到这句话，很容易想起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培育了它的掘墓人- 无产阶级。梁启超说 ："革命党何以生？生于政治腐败。政治腐败者，实制造革命 党原料之主品也。"这就等于说，政治腐败是制造革命党的温床。这个道理很简单， 没有政治腐败，也就没有了革命的理由，革命党也就失去了煽动民众的依据。人民 不信任政府甚至怨恨政府，是因为政府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作为政府，它本来有责任、有义务保护人民的权利不受到损害 ；但它不仅没有这样做，反而损害 人民的权利，剥夺人民的权利，成了人人得而诛之的独夫民贼。为了捍卫自己的权利， 人民只能奋起反抗，"故革命思想不期而隐涌于多数人之脑际，有导之者，则横决 而出焉"。这是革命党的宣传很容易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的原因。
再有一点，就是种族问题。满汉是客观存在，华夷是悠久的遗传，现实是满洲 以少数族群统治中国，而中国固有之传统，则视君主与政府为一体。所以，政府的 政治腐败一定会影响到民族之间的感情，如果仅仅从政治角度动员民众，能够响应 的人其实很少，一旦从民族感情入手，其煽动性则是所向披靡的。所以，革命党内部无论有什么分歧，在推翻清朝统治这一点上却是高度一致的。这也是章太炎能和 孙中山走到一起的根本原因。为这个国家的安全和稳定着想，所谓刷新政治，治理 腐败，第一件事就要打破满汉界限，消除满洲特权，然而政府偏偏不这样做，他们 所做的，就是让所有的人都失望，把所有的人都赶到革命党一边去。比如当时，清政府做了什么呢？虽然"号称预备立宪，改革官制，一若发愤以刷新前此之腐败， 夷考其实，无一如其所言，而徒为权位之争夺，势力之倾轧，藉权限之说以为排挤 异己之具，借新缺位之立以为位置私人之途，贿赂公行，朋党各树，而庶政不举， 对外之不竞，视前此且更甚焉……满籍官吏中之一二人，稍得权力，则援引姻亲， 布满朝列，致使新官制改革之结果，满人尽据要津，致社会上有排汉政策之新名词 出现……则相排之结果，满亦何能终与汉敌？惟有满族先毙，而满汉同栖之国家， 随之而亡耳"。为什么很多人仇恨政府，仇恨满洲，"则政府有逼之使不得不相仇者 耳"。梁启超认定，一两个煽动家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惟政府所供给之革命的原料， 日冲积于人人之脑际，而煽动家乃得以投机而利用焉"。他把政府与革命党的关系， 比作不洁之人与虮虱的关系，"天下惟不洁之人，斯生虮虱，亦惟不洁之人，日杀虮虱， 方生方杀，方杀方生，早暮扰扰，而虱无尽时，不若沐浴更衣，不授以能发生之余地"。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九，45 ～ 52 页）然而，清政府不会听从梁启超的劝告， 他们一意孤行，最终将自己拖进坟墓，也让梁启超的政治实践归于失败，更使中国 错失了一百年的良机，至今还跋涉在追求宪政的路上。
尽管取得了对于改良派的胜利，但事实上，章太炎主持《民报》期间的表现， 并不令孙中山等人特别满意。其原因首先在于他们的革命诉求与章太炎并不完全一 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纲领并不被章太炎完全认同。就章太炎而言，他的政治主张， 其出发点只是反对民族压迫，实行所谓"民族复仇"，恢复汉族的统治地位，也就 是他一再宣称的光复而非革命。此后他与孙中山分道扬镳，联合陶成章等人组成光 复会，也基于这种思想。章太炎在《定复仇之是非》这篇文章中说："今之种族革命， 若人人期于颠复（覆）清廷而止，其利害存亡悉所不论，吾则顶礼膜拜于斯人矣。"（《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序言，6 页）他在《民报》期间撰写的许多文章，都体 现了他的这种思想。《民报》被封禁之后，他则以讲学为业，退守书斋，"其授人以 国学也，以谓国不幸衰亡，学术不绝，民犹有所观感，庶几收硕果之效，有复阳之 望，故勤勤恳恳，不惮其劳，弟子至数百人"。（《章太炎年谱长编》，295 页）然而， 对国事及革命党人的失望，也使得他一度想到要去印度出家。至此，他和梁启超也 就渐行渐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