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对外部世界开放自己，向此前它视为藩属和蛮夷的国家和人民学习，首先是为了加强自己的传统体制，其次是恢复其上国地位。
倘若清廷能够一致支持恭亲王对外交政策的构想和李鸿章将其付诸实施的努力，这本来会是一项伟大的事业。然而现实是，这些思想更为开放的官员与顽固守旧派之间存在巨大的分歧。后者抱残守缺，顽固地认为中国根本无须向外国人学习，如同孔孟时代的古圣人孟子所说，“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30翰林院大学士倭仁据此抨击恭亲王在中国学校延聘外国教习的计划：
立国之道，尚礼义而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而不在技艺。今求之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且夷人，吾仇也。
中国自给自足的信念体现了中国过去1 000年来的历程。然而，这种信念并没有解答中国如何应对眼前威胁的问题，尤其是如何在技术上赶上西方的问题。中国的众多大臣似乎仍然认为，解决外夷问题的方法是处决或流放己方的谈判者。北京挑战外国列强期间，李鸿章三次遭到贬黜，但每一次后又被朝廷召回，因为反对他的人找不到更好的人选，只有依靠他的外交才干以解决他们自己造成的危机。
中国虽是一个弱国，但又以镇抚四海的帝国自居，因此，中国社会的改革步履维艰。最终一场宫廷政变迫使赞成改革的皇帝退位，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势力卷土重来，再次执掌大权。由于没有进行根本的改革和走向近代化，中国政府实际上等于要求本国的外交官设法减少对中国领土完整的侵害，防止主权进一步丧失，同时，又没有授予他们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手段。中国外交官奉命争取时间，但又没有一个如何利用他们争取到的时间的计划。中国面对的一个迫在眉睫的挑战，就是东北亚均势中又多了一个新成员——正在迅速工业化的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