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洋人交际，丰裁不宜过峻，宜带浑含气象。渠之欺侮诡谲蔑视一切，吾若知之，若不知之，恍如有几分痴气者，亦善处之道也。
李鸿章和同时代任何一位大臣一样，笃信中国道德价值观的优越性和帝国传统特权的正义性。他与其他大臣的不同之处不是他对中国至尊地位的看法，而是他对时局的判断，他看到中国的道德价值观在当时缺乏物质基础，或者说军事基础。李鸿章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研究过西方的火器，设法了解外国的经济发展趋势，因而认识到中国危险地落伍于世界其他国家。他在1872年呈给皇帝的一份阐述政策的奏折中直言不讳地写道：“局今日而曰攘夷，曰驱逐出境，固虚妄之论……彼方日出其技与我争雄竞胜，挈长较短以相角而相凌，则我岂可一日无之哉？”
李鸿章得出了一个和魏源的观点类似的结论，只是当时的变革问题远比魏源时期紧迫。李鸿章告诫说：
目前时局，外须和戎，内须变法。倘若依旧固守成规，不思变革，国家日衰矣。各国一变再变而蒸蒸日上，独中土为守法为兢兢，即败亡绝而不悔。
19世纪60年代，中国就政策问题举行了一系列的重大辩论。李鸿章与朝中的支持者提出了他们称为“自强”的方针。李鸿章在1863年的一份奏章中，首先作为一个前提（同时也是为了说得婉转一点，以减缓对朝廷的冲击）提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26然而鉴于中国近年来连吃败仗，李鸿章告诫道，中土的士大夫阶层再也不能小觑外国的发明了，“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27中国需要火器、蒸汽船和重型设备以及相关的生产知识和技术。
为了增强中国人阅读西洋书籍和设计蓝图以及与洋人专家交谈的能力，中国的年轻人需要学习外语（此前中国认为，所有夷人都渴望成为中国人，所以觉得学习外语毫无必要）。李鸿章提出，中国应在主要城市，包括多年来一直竭力阻止外国影响渗入的京城开设学校，以教授外语和工程技术课程。李鸿章把这一项目说成是一种挑战：我中华智巧聪明岂出西人之下？果能精熟西文，转相传习，一切轮船、火器等巧技，当可由渐迪晓，于中国自强之道似有裨益。
恭亲王在1866年的一份奏章中也提出了相似的建议，敦促皇帝支持学习西方的科学发明成果：
举凡推算格致之理，制器尚象之法，钩河摘洛之方，倘能专精务实，尽得其妙，则中国自强之道在此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