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都是一个局属商办工业，春都疯狂收购的背后，是政府作为行政机构对企业经营过多的干预，管得过死，而分配机制却迟迟不放权。
在春都，招聘只能叫“招工”，是工人身份的要报给市劳动局审批，是干部身份的要报给人事局审批。招工、招干都是市里一手操办。春都的工资水平可以稍高，但必须经市劳动局审批，劳动局控制工资总额。也就是说，在南方，尤其是在珠三角、长三角已经企业自主经营的时候，洛阳还在控制市属企业的一切。那时人才在南方开始市场化，春都却无法满足企业所需人才和人才所需的待遇。在市劳动局控制着人员工资的情况下，春都很难引进合适的人才。
一方面，高凤来向社会发出呼吁：“只要是大学生，不管是学什么的，我统统要!”被他的热情以及春都的繁荣景象所感染，前来投奔的大学生一度达到2 000多名。然而，当这些大学生进厂后，春都却不知道该怎样用这些大学生。他们先被安排到车间锻炼，干粗活、拉板车，什么都做，然后就像被人遗忘似的，既没有人安排对员工进行培训，更没有人安排这些大学生到业务部门锻炼。相反，那些创业时期的“功臣元老”们把控着公司的话语权，使那些素质较高的大学生如同走马灯似的在公司来来往往。
另一方面，由于工资和业绩不能挂钩，春都的中层管理者及以上人员开始产生腐败，开始产生官本位思想，而官本位思想又造成企业宗派现象。从1996年开始，春都拉帮结派、钩心斗角成为公开的事实。贪污腐败更进一步，愈演愈烈。
春都最红火的时候年销售额20多亿元，高层领导仅拿2 000多元月薪。高凤来曾到省市两级政府申请给予适当的激励措施，如股权、年薪制等，但始终没有得到批准。高凤来1999年去世的时候，月薪还仅仅是2 200元。
由于创造的价值与获取的报酬不对等，导致员工积极性调动不起来，不能以主人公意识参与到公司的日常生产和管理中，导致整个公司管理松散，随意性强。在春都鼎盛时期，一个突出的景象就是外地来拉火腿肠的汽车把工厂堵得水泄不通，提货要等很多天。有的经销商交了钱也提不到货。一次，一个佳木斯的客户来了一个月还没提到货，生气地拿着一把刀，跑到供销科，扬言如再提不到货就自杀。这种景象表现出两点：一是生产上供不应求，二是销售环节上渠道建设不畅。
按说，这本是春都在各地培养经销商建立销售网络的大好时机。因为没有一个经销商愿意排队提货，更没有一个经销商能够忍受交了钱之后仍提不到货的焦急。排队提货的现象恰恰说明，春都极有可能丧失掉曾钟情于自己的经销商，如果不尽早建立自己的销售网络，同业竞争者将会促使这一问题提前发生。
在这种情况下，春都高层不但不从生产和销售上存在的问题出发解决问题，反而是中饱私囊，从中大捞好处。将个人利益与企业利益截然分开，对工厂的亏损与否丝毫不以为意。一个春都老职工说：“1994年、1995年那几年，来春都提货的人都得预付款，干部批条子都批疯了——白天批不完，晚上带回家里批。1吨火腿肠拿100元钱回扣，批出去100吨就能赚10万元了！头一年8月批出的条子，第二年4月客户才提上货。批条子的时候1吨火腿肠8 000元，到提货时价钱已经涨到了一、二万元，可是客户还按8 000元提货，厂里能不亏损吗？”
干部拿回扣，销售人员也拿回扣，采购人员亦不落后。春都的钱看起来来得容易，工厂从上到下争相挥霍钱财。春都最红火的时候，浪费十分惊人。一个处级干部一个月报销的招待费竟达20多万元，公司的一个副总经理一个月报销2万多元手机费，而当时手机在省会郑州尚不普遍。春都中层干部都配专车，小汽车最多时达232辆，其中3辆奔驰，多辆凌志、奥迪。春都高层曾试图严格控制干部“三费”(手机费、汽油费、招待费)报销，其中一项是将公司所有小汽车统一管理，用车需审批，并计划拿出200辆小汽车投放到洛阳市场出租。但很快就有人以工作太不方便为由，找领导批条子将车开回。不久，收回的车又被开走了。
或许，春都高层执行不力还有其他考虑——要求的激励政策不被批准，管理层本身有苦难言，只能让兄弟们通过这种方式补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