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具有理性吗？
曾有两位伟大的德国哲学家试图克服上述困境，他们的决心实可理解。1784年，康德在其著作《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Idea for a Universal History with a Cosmopolitan Purpose）中说：
对于哲学家来说，既然他对于人类及其表演的整体，根本就不能假设有任何有理性的自己的目标，那么他就应该探讨他是否能在人类事务的这一悖谬的进程之中发现有某种自然的目标：根据这种自然的目标被创造出来的人虽则其行程并没有自己的计划，但却可能有一部服从某种确定的自然计划的历史。这就要看，我们是否可以成功地找出一条这样一部历史的线索，而留待大自然本身去产生出一位有条件依据它来撰写这部历史的人物。See Reiss（1977），p.42.
康德后一代人中，确实有人具有上述禀赋--黑格尔，他可能就是摆平历史难题的最伟大的哲学家。（人们禁不住会想，倘若黑格尔失败了，其他人就无缘成功，而黑格尔确实失败了。）在《历史哲学》（1831）导论中，黑格尔写道：“哲学用以观察历史的唯一的‘思想’便是理性这个简单的概念；‘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历史因此是一种合理的过程。”See Hegel（1956）, p.9.这种对理性在历史中的作用所怀的信心，与吉本为历史所作的著名注解，大有不同。吉本说：“历史……不过是人类罪行、蠢事与不幸的记录。”Gibbon（1910），vol.Ⅰ，p.77.
吉本对人类经验过分悲观的同时，也在历史的不可捉摸性上，较黑格尔更为接近真相。当然，倘若黑格尔之断言无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世界历史，就是理性的历程。然而，这样的历程却未曾出现在我们眼前。可以这么说，即使有任何理性的历程（即各种历史理论的主题）的踪迹，那也是哲学家植入历史之中的。历史学家纵声大笑说：“当然是他们动的手脚！”且慢！面对这种责难时，历史学家真的是完全无辜吗？更确切地说，难道历史学家不曾将未出现在历史（甲）的事物置入历史（乙）之中吗？
我们所寻获的是否就是我们所置入的？
这个问题提醒我们，教导历史最有成效的方式，乃是促使人们了解历史事件出现的深入而广阔的背景。总之，在提供解释时，教师太容易去推论（若是武断明示，情况更坏）某些概论--比如这样论证，所有官僚体制都会越来越因循守旧。难道这不也是把非内在的模式强加于事件之上吗？事实上，一位历史学家的解释模式和另一位不同，若从历史当事人（agent）角度来看这些模式，必会令人有所踌躇。然而，倘若我们自绝于任何类型的概论，则我们又如何能在学生或公众面前履行我们的责任？倘若我们允许存在若干概论，则可行者与不可行者，又有何不同？倘若不加区别，我们又是否应该允许自身投身于思辨式历史哲学（speculative philosophy of history）？For these，see chs 9 and 10 below.
上述问题皆因将历史作为教育而来，并且导引我们进入下一节：历史与社会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