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里人提到我们家的时候一般都会说，这是一家读书人，或曰知识分子家庭，或曰这是书香门第啊。其实也说不上什么书香门第，父母都是教师，父亲教初中，母亲教小学。不过在他们成长的那个年代，读过书的人本来就不多，靠读书出来工作的人就更少了。
说起来外公倒是更为难得，外公生于1911年，辛亥年老人，上过私塾。在温饱都不能保证的年代，外公能有机会上私塾，说明家里条件还不错，至少也是个小康。只是外公终究没能靠读书有所发展，终其一生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但总归是认得字的，有时我们放学回家，外公会拉住我们问这个字那个字的。他小时候学的是繁体字，很多简体字他是拿不准的。
外婆比外公小三岁，没上过学，在那个年代女学生总是少数。
母亲小时候也上了学，这也不易了，那是在上个世纪４0年代，兵荒马乱的，要读书可不是件轻松的事。外公读过私塾，但仍是老思想，认为女儿么认得几个字就行了。外婆不识字，却非常执著地坚持要供母亲继续读书。结果母亲也很给外婆争气，初中毕业后凭着自己的努力考上了义乌师范学校。考师范学校还有一个实际的考虑：师范学校不要学费，还补贴生活费。就这样，母亲毕业后当了一名小学教师，功劳很大程度上要记在外婆名下，正是在外婆的坚持下，母亲读书读出了名堂。
但家里有个读书人生活压力总是会大。听外婆讲，以前她嫁到横塘时还是薄有一些嫁妆的，什么珍珠翡翠的都有，后来一件件地都没留住，要么卖了，要么当了。这是无奈之举，实为生活所迫。可惜当年没有“寻宝”之类的节目，要是按现在的说法，当年的嫁妆估计也算得上是一件件藏于民间的文物了，不一定值多少钱，但多少是个历史的见证，是个念想。
父亲的条件也好不了哪儿去。爷爷奶奶都不认字，但尽管生活困难，读书的信念却是一如既往的坚定，这是全家人的共识，要通过读书改变生活，改变命运。当各方面基础都不如所愿的时候，只有靠自己的努力去改变命运，这也是父母亲后来一直灌输给我们的理念。
出于和母亲一样的考虑，父亲初中毕业以后上的是金华师范学校，这样家里负担小些。年轻时候的父亲也是多才多艺，能歌善舞，毕业后教初中，主教数学，兼教音乐。
不断努力只是想告别面朝黄土背朝天这种靠天吃饭的命运，只是想从乡村里走出来，最终我们走出来了，而这是几代人不断奋斗的结果。
靠读书改变命运，这不只是我们一家人的认识，这在当年的义乌几乎已是共识。
尽管条件艰苦，父亲和母亲终于都坚持了下来，他们有了一份正式的工作，可以靠工资维持生活，而我们家也成了别人口中的“读书人家”。
作为读书人家的孩子，我们的很多习惯还是相当符合人们对“读书人家”的期待的。我和哥哥都喜欢看报纸，这是父亲的影响，所谓关心时事的习惯就是从小养成的。那时候家里没有报纸，就到村里的“代销店”里蹭报纸看。从小就开始看书，还记得我看的第一本小说是《岳飞传》。前一段时间参加电视剧《岳飞》的开机仪式，我还颇有感慨，说起岳飞、岳云、牛皋、杨再兴等人的故事感觉信手拈来，旁人都说这个主持人真敬业，准备真充分，岂不知这是儿时就开始的“准备”了。
真正让全家“名扬全村”的是父亲的另一项技能：书法。全村人都喜欢父亲的毛笔字，尤其是在过年的时候。过年都要贴对联，而当年还不流行上商场买对联，通行的做法是，要么自己写，当然写得好坏就两说了，毕竟理论上说，对联一旦贴上去就要贴一年的，写得不好实在有些说不过去；要么就请村里写得好的人代写，父亲就成了那个代写的人。刚开始也就几个人，慢慢地，名声就传了出去，于是前来求字的人越来越多，再后来就成了规定动作。每到过年的时候，同村人都会拿着一叠红纸来家里，请父亲帮忙。父亲是个热心人，也好个面子，来者不拒，乡里乡亲的也从不收费，同时自己还得准备毛笔和墨汁。每次有人来，父亲都颇有服务意识地问人家要写点什么啊，有的人准备了自己喜欢的句子，而大多数人都说，你看着写吧。每当看见自己的作品被贴在村里村外的门上时，父亲的言语间总不禁流露出一份自豪和成就感。
字写得好，服务态度又好，还不收费，自然是广受欢迎。于是每到快过年的时候，家里总是热闹非凡，客厅桌上地上铺满了等着晾干的父亲的“墨宝”。为了做好服务工作，父亲还专门买了几本对联书，我和哥哥的工作就是翻书找对联，由此我还一度喜欢看对联书里的传奇故事。
父亲一直想让我和哥哥接班写对联，每到暑假就让我们练习书法，无奈本人实在是悟性不够，定力不够，坐不住，耐性也不够，练了两天就着急：怎么还没有长进啊。经过两个暑假后终于放弃，父母一看，看来不是这块料，也就不再坚持了。
直到现在，村里人见到父亲时还问什么时候还写对联吗，父亲总是说现在年纪大了眼力不济了精神也不好了写不了了，言语中多少透露着对我们未能接上班的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