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抗战胜利，人心望治，而国府因循迟疑，和战不决，先在美国调解下与中共和谈，答应在中央建立以国民党为首的联合政府，在地方给中共五个省区治理，而军队在国家化之后，实际上也是国（民党）大共（产党）小。这原是让大家都能喘口气的解决办法，可是双方对此都不满意，于是一路谈谈打打、打打谈谈，渐渐地，国府以为在美国支持下，统一终必有望，而共方在打了几仗下来，也开始发现国军虽仍占优势，但并不像从前那样大得可怕。等到制宪国民大会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如期召开，拒绝参加的中共代表撤离南京，双方便索性大打开来，在前文所述的延安之战展开之后，和谈更成为历史名词。
打仗是最花钱的行当，而战区的破坏，更益发导致了经济萧条。根据京沪区铁路工会一九四七年五月十三日发表统计，京沪地区物价上涨最高者为战前的三万五千倍，最低者为一万五千倍，平均增高了两万六千倍！在这种情况下，当富庶之区如上海、南京、芜湖、成都、常熟、无锡、合肥、杭州都发生了抢米风潮，教授薪金和公费生的伙食费，自然是越来越跟不上飞涨的物价了。
学生们本来对战乱便已心存不满情绪，头一年（一九四六）年底，便曾源于美兵强奸学生沈崇一案而激起游行抗议风潮。在下当时与一批同业自张家口采访回归路上，便曾在北平街上凑巧目击了游行实况。一度更因穿戴塞外衣帽，竟被高喊打倒美国帝国主义的学生们误为蒙古王公，成了请愿者的申诉对象。
中共一向接近群众，自然注意到日益不满现状的学生。早在一九四七年二月一日，中共主席毛泽东便在为中共中央起草“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党内指示中，赞扬了“蒋管区“人民的斗争，号召全国人民要为独立、为和平、为民主而奋斗。同月，中共中央对晋察冀当局发出指示电更是：“……积极扩大深入坚持学生爱国运动。”同期，周恩来也在其“关于在蒋管区的工作方针和斗争策略的两个文件”中，具体指示在国府辖区的工作原则，说是“针对目前蒋的镇压政策，我们应扩大宣传，避免硬碰，争取中立分子，利用合法形式，力求从为生存而斗争的基础上，建立反卖国、反内战、反独裁与反特务恐怖的广大阵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