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安安静静、轻轻松松住了多年，出于生活近似隐居，心理上没有一点压力，渐渐地，对于过去一些复杂问题，也开始有些置身事外的客观看法。
凭着这点自信臻于客观的修为，我开始对大陆变色的原因加以思考与检讨，最后也做了个自以为是的结论：对日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之所以在三年间便由盛而衰，再由衰而被迫撤出大陆，主要当是由于同时遭逢了三垮 被经济拖垮、被共军打垮、也被学潮闹垮！
经济与军事的问题大家都已经谈得很多，兹不复赘，倒是人们讨论最少的战后澎湃汹涌的学潮，以曾研读史实并亲身采访之故，谈论起来，也许还能引起大家一点兴趣。
浙江大学率先发难
说来，学潮不始于今日，远自古代，每当末世政治不修、经济衰退，学潮党祸往往便继之而起。第一个发生庞大学运的朝代，应该是东汉桓、灵之世。当时，外戚宦官相继为祸，太学里众达三万学子为求改革，遂成清议中心，而为首论政引致党锢之祸的郭泰、贾彪也就成为中国第一代的学运领袖。往下数，唐有清流、宋有党祸，特别是在北宋之末，太学三舍的三千九百多名学生，也曾在陈东的领导下，迭次伏阙上书。续降至明代，以东林学院为首的地方学校，也多成为清议抗拒中心。再降自清末，康有为等联合入京应试举子，公车上书言事于先，而新式学校学生与关外留学归来的学人更成为问政及革命主力。最后，到了民国初年，先有“五四”运动，继有“三一八”学潮，规模之巨更是空前。最让人警惕的是，王朝也罢，民国也好，只要大型学潮一起，统治者莫不随之垮台！
也有人说，“七七事变”之前，以倡言抗日而起的各地学潮，不也曾风起云涌，为什么抗战八年之间，学子们含辛茹苦，而弦歌不辍？答复很简单，学生们要抗日，政府便抗战，既能顺应潮流，把套解开，自然没有问题。
